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朱 平,崔静茹
(1.陕西科技大学 a.教育学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710021;2.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福建 泉州 362000)
2020年脱贫攻坚的任务圆满完成,这是值得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历经70多年的实践探索,建构了风格独特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凭借中国制度优势注入的强大力量,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下降到2019年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97.5%降至0.6%,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实现“三个全部”伟大事业,按照现行标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全国832个贫困县实现“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实现“全部出列”。乡村振兴战略也在扶贫攻坚中孕育形成,这既是脱贫与发展内在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也是对贫困治理历史整体的总体概括,更是反映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系统实践。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明显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入研究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对于揭示贫困治理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把握中国减贫历程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反映扶贫与发展内在要素之间的规定性,决定着中国贫困治理理论发展的性质和方向。从纵向上看,贫困治理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演进中,发展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治理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系统的创新了贫困治理理论,有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的世界性,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贫困治理理论的分析是基本遵循,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理论是行动指南,具有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从横向上看,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科学的判断力,体现出个人、社会、国家的长远方向和整体发展趋势。
(一)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治理思想的形成:辩证的科学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日趋尖锐。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家从伦敦矿工和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出发,分析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中把握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抓住产生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找准摆脱贫困的重点举措,洞察解决贫困问题之后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贫困治理理论。
首先,工人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在金钱操纵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缺衣少食,日益激化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导致尖锐的阶级对立,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这种不对等的对抗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1]67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无疑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病症根源。财富和贫困相伴而生,私有制使财富大量聚集在资本家手中,而工人失去生存资料,只能靠自己仅有的劳动能力作为换取生活资料的筹码,在财富制造的过程中,生产了大量的“副产品”——无产阶级。
其次,工人阶级如何摆脱贫困?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消除贫困提供思考方向,并给出明确答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是无产阶级对立的本质属性,是资本积累最有效的途径,工人沦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就意味着贫困的开始,而且贫困的发生遵循资本积累的规律。他认为:“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2]289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资本积累的两个方面,一面是财富的无限扩大,一面是贫困深渊的无限衍生。同质劳动者和异质劳动资料的分离使劳动异化,资本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逻辑更加完备,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衍变为资本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成为少数人攫取利益最直接的源泉,无产阶级只有消灭瓦解私有制,才能彻底摆脱贫困的枷锁,实现真正的解放。
最后,马克思明确阐明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解放的必然趋势,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变革提供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的充分涌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365未来理想社会是“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境界,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价值追求。
(二)列宁贫困治理思想的探索:历史的革命性
列宁在领导苏俄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对俄国出现的新贫困问题进行长期探索,形成了俄国特色的贫困治理理论。
列宁对苏俄贫困问题进行深度的研究,深化了社会主义国家贫困治理的理论基础,对我国贫困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列宁总结当时社会变化的新情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制造贫困和阶级对立的社会。”[4]48为使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摆脱困境,列宁实行“反剥夺”的举措,带领无产阶级“去推翻资本主义,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人不再剥削人的新社会。”[5]26主张消灭劳动工具的私人占有,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土地国有,推行合作社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此外,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贫困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明确提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区别,他认为“工人的贫困是绝对的”[6]239表现为最低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则表现为“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6]240列宁通过对复杂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指出贫困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列宁的“思想遗嘱”指引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为摆脱贫困斗争。
(三)中国化贫困治理思想的继承:时代的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
回看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扶贫奋斗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贫困治理理论是观察当代中国贫困问题的认识工具,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践,放眼世界的减贫情怀,对全球性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理论创新,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分析我国国情,指出我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和产生贫困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朽败,提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的思想主张,实践也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消除贫困的根本保障。同时,也认识到只有解放生产力才能彻底摆脱贫穷。毛泽东指出:“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7]1477造成农村落后局面是农业没有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更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8]119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9]64的论断,主张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摆脱贫困问题。发展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强大杠杆,“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0]265只有实现农村的发展,摆脱农民的贫困,中国的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先富带动后富”“沿海带内陆”的扶贫空间布局,为中国扶贫开发注入新鲜血液。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日渐良好,江泽民总书记强调“加强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11]550国家富强的首要标准就是人民富裕,始终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扶贫的出发点和减贫的落脚点。深入开展开发式扶贫,“把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自身努力同国家的扶持结合起来,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这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11]552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自身力量解决温饱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的共同富裕。胡锦涛总书记以人为本的思想丰富了中国化治贫理论,消除农民贫困,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群众基础。
跨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要找到“穷根”,发现“真贫”,知道要“扶持谁”,选书记派干部确保“真扶贫”,实现“有人扶”,因地制宜搞开发,扶智扶志造血扶贫,开展专项、企业、社会群体的扶贫格局。精准性凸显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人民性彰显扶贫思想的本质归属。
(四)科学研判现代化的方向: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判断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从个人发展来看,扶贫攻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培训班”,政府以培训师的角色长期扶贫,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的“职业农民同学”,补齐技术短板,练就专业技术,激发内生动力,提升专业素质,在乡村振兴中实现人的现代化。从社会发展来看,扶贫攻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班”,农业是国民生存的命脉,农民是乡村建设的基石,农村是美好生活的家园,脱贫攻坚实现全民小康,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万企帮万村的对口帮扶,实现农产品有销路,农民有出路;社会各界扶贫,凝聚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社会资金流入,实现农业重振、农民重生、农村重启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乡村振兴是扶贫攻坚的“强化班”,振兴农村不是另起炉灶搞发展,而是扶贫攻坚基础上的提升。脱贫的完成实现了乡村空间格局的调整,社会关系的重塑,乡村生产力得到提高,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企业对农村的投资开发促进农村产业优化升级,资源要素循环流动,更多农产品走上市场,走向国际,打破原有的信息不畅的壁垒,形成社会网络,乡村的潜在功能被挖掘,农民有消费意愿,对社会产生社会信任,乡村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场。从国家发展来看,乡村振兴是扶贫攻坚的“冲刺班”,乡村振兴战略是现代化美丽强国的“指南针”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风向标”。中国将贫困治理列为紧急的政治任务,在顶层设计中为扶贫开发提供资金、人才、技术、政策支持,同时也向全球人类减贫事业共享中国方案。中国将乡村振兴作为长期的政府责任,着眼全局,立足长远,建设现代化强国。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任务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部署。
新中国刚成立便与贫困捆绑,从此减贫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艰巨的历史任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2]544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扶贫,以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逻辑主线为内在整体,以扶贫历程的逻辑脉络和扶贫方式逻辑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为外在整体,实现从抽象扶贫到具体振兴的历史整体。
(一)内在整体:共同富裕的逻辑主线
中国共产党开始与贫困斗争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共同富裕为逻辑主线形成扶贫攻坚历史进程的内在整体。共同富裕既是总体目标的梯度递进,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化升级。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定律。[17]社会主义制度使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资料,但是我国的经济是萧条的,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社会矛盾与日俱增。如何在落后中崛起?毛泽东大胆提出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之路。改革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源泉,邓小平依据当时国情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制定共同富裕的“邓三步走”战略,从人民、社会、国家三个维度来实现初步共同富裕,保证绝对贫困下人民温饱问题的解决,社会达到保质的小康水平,国家达到基本的现代化高度。在党的十五大上,“两个百年目标”被提上议事日程,目标指向建国100年,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跨入新时代的征途,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两个百年目标”在十八大上有了新的定义,全民全面全方位的“三全小康”已经建成,四个全面战略有新布局,到建国10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梦想指日可待。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核心要义是“共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即展现共同富裕一以贯之的逻辑线,又体现现代化国家建设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二)外在整体:扶贫战略演变
历经70多年的扶贫攻坚,农村旧貌换新颜,农民脱胎换骨,实现中国减贫史上温饱到小康的伟大转折,绝对贫困得以消除。中国的扶贫攻坚可以根据扶贫政策、扶贫方式、扶贫主体等,分为体制治贫保生存阶段、救济扶贫改革阶段、规模扶贫开发阶段、产业扶贫综合阶段、精准扶贫脱贫阶段,五个阶段体现扶贫战略演变的外在整体。
1.1949-1978年的体制治贫保生存阶段。建国初期,经济濒临崩溃,物资极度匮乏,为尽快摆脱贫困局面,对封建土地进行根本性变革,开展土地改革,走组织互助的合作化道路,缩小资源占有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大队的规划保障,实施供给和工分制的平均分配制度,但当时没有具体扶贫计划措施,农村通过发展生产来组织自救,国家在此阶段只是道义上的扶贫,即对出现的大规模普遍贫困伸手援助,提供保生存的食物,全国极端贫困得到有效缓解,社会总体不平等水平有所下降。
2.1978-1985年救济扶贫的改革阶段。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农业传统的经营体制不再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陈出新,打破原有约束生产力的桎梏,有效缓解农村的贫困。但一些受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约束的边远地区贫困现象日渐凸显,18个集中连片区被划为贫困地区。政府针对经济集中贫困的落后地区实施优惠政策、扶贫计划、抽调专项资金救济贫困地区,号召工商联和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到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队伍中来。
3.1986-2000年规模扶贫开发阶段。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多数贫困区域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劳动力出现大规模转移现象,在此期间,贫困人口也呈现下降趋势,人民生活明显好转。但小农经济的弊端也开始显现,大批贫困县涌现,国家捕捉到这种变化后开始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建立扶贫工作机制体系、确立扶贫具体方式、制定扶贫开发的施政方针、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有增无减,改变原有的直给式扶贫,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工程,以“造血式”为主的扶贫开发,扶贫资金集中化,资金使用项目化,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
4.2000-2013年产业扶贫综合阶段。八七攻坚计划实施后,贫困县的农民经过开发式扶贫,自我能力得到发展,实现从贫困到温饱的跨越。由于“老、少、边”地区农村的经济基础薄弱,贫困村显示出空间分布不均的特点。为实现全民族的小康,2001年国家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坚持以综合开发为导向,推动贫困县全面发展,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完善贫困标准,建立兜底性的生活保障制度,这时期扶贫工作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扶贫,而是转向科学技术、教育、医疗卫生等多元的社会综合扶贫,开发大西部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来挖掘可持续性产业的建设能力,实现东中西部均衡联动发展,截至2013年贫困人口由2000年的46224万人下降到824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49.8%直降至8.5%。[14]68-70
5.2013-2020年精准扶贫脱贫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达到温饱水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户是块硬骨头,自我脱贫能力弱,致贫风险大。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补齐深度贫困地区短板,精准扶贫方略应运而生,以“两不愁,三保障”为兜底要求,贯彻落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的基本举措,精准根治家庭困难户的穷根。明确五级书记扶贫责任,确保完成脱贫任务,严格执行脱贫攻坚考核评估制度,注重脱贫成效的延续性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的“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实现全社会跨界参与的扶贫共建体系。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完美收官,中国贫困治理登上新的台阶。
(三)历史整体: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全面振兴是对过去扶贫攻坚实践活动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历史整体概括。绝对贫困的消除标志着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乡村顺势进入全面振兴的新阶段,是衣食足向美好生活需要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必然。小康社会的实现使广大人民的需求由基本生存需要转向美好生活追求,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综合性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下得到系统解决。攻坚战的胜利脱下贫困的帽子,但不是治理贫困的终点,乡村振兴成为脱贫战果阶段性检验的现实必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贫困公式”计算的结果,脱贫攻坚是计算的全部过程,是解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首要答案。乡村振兴致力于打造“强、美、富”的现代化农村。脱贫奔小康后,战略布局也有新安排,现代化趋势形成,要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趋势方向行进。实现共同富裕是扶贫开发到乡村振兴固有的本质的联系,根据人类社会更替发展的规律和自身逻辑,共富时代将是社会现代化运动发展的实现,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全局的指导下,农村实现产业、文化、生态、治理、人的现代化发展。乡村作为地域综合体的象征,实现现代化是必然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统一整体。
乡村振兴从哪里来?只能从扶贫攻坚的经济、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实践中来。贫困地区如“散点图”散落分布在全国各地,人民的“幸福线”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绘制全新的、立体的、现代化的“多面乡村”,乡村发展过程是从单一维度的点连成二维平面的线,绘成三维立体的面。脱贫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物质革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梦想寄希望于乡村振兴战略上,扶贫是长期建设上量的积累,乡村振兴完成质的突破,扶贫为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基础。
(一)共治民主社会:组织振兴
组织振兴是治理有效的政治实践。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建设中的“一把手”。把党对农村工作中的全面领导作为强基之举,筑牢基层组织的政治忠诚,为有效治理乡村提供政治自信和组织保障。以党组织为民主乡村建设的主轴,发挥党组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功能,优化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组织优势。在政治建设上,凝聚基层党员的思想和行动,吸收广大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形成共建共享的治理共识。“两委”领导班子要通过合法程序任职,建立威信,提升“引路人”的核心影响力。强化“排头兵”队伍建设,采取多元化培训选拔,通过回引、定培、外选等举措储备基层干部,驻派第一书记,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强化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在思想建设上,加强党员队伍培训教育;在组织生活上,发挥基层党员模范先锋作用,组织开展帮扶配对活动;在作风建设上,做群众的联络员,做到村民有困难找组织;在纪律建设上,严格落实中央的决定,五级书记抓落实的责任制,真抓实干为群众,建立健全监督和绩效考核体系,作为换届指标条件;在制度建设上,强化村民自治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协商民主,基层管理制度化和法治化,制定基层政府在治理方面的权利责任分配制度;在反腐建设上,严厉打击埋藏在乡村的恶霸,查处在惠民政策落实中的腐败问题,共治民主社会。
(二)共享发展成果: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产业兴旺的经济实践。产业扶贫整合当地特色资源,盘活闲置存量资产,推出区域性特色产业。在此基础上,产业振兴通过生产特色产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的优化升级,着力建构高质量集约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育高素质市场化的经营主体,开发高技术电商化的新型产业,健全高标准社会化、品牌化的农业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占有市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推进乡村产业兴旺,建立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产业发展治理结构,打造“优、富、美”的乡村市场主体。坚持以政府产业规划为依托,优化产业布局,加强技术创新,对特色农产品精细加工,实现“接二连三”提升附加值,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实行“破而后立”的规则,打破区域空间的固化与分割,创建新的国内外市场法则,坚持“引流重组”延长产业链、以多方联动提升价值链、互信共赢完善利益链,实现全球共享的新局面。
(三)共情文明社会:文化振兴
文化振兴是乡风文明的文化实践。乡村是熟人社会的载体,乡土文化是建立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致性的群体行为。继承发扬农村优秀乡村文化,深度挖掘文化扶贫场域、拓宽文化振兴渠道、优化扶智的方式,丰富扶志的形式,不仅促进农民群众的文化自觉、为传承我国优秀文化奠定精神基础,而且对增强全社会人民的文化自信,创造文明社会与建设文化强国,具有教化功能。乡风文明的建设以农村优秀文化浇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养分”,目的就是为了培育“新时代农民”,开出文化振兴之花。唤醒文化记忆,赓续乡村优秀文化基因,倡导邻里和睦、诚信为人的文明乡风,开展敬老向善的表彰活动,提倡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良好家风,评选好家庭,让家庭美德代代相传。营造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淳朴民风,寻找身边最美乡村志愿教师、支援医生等榜样人物。以村落、村寨为载体,传播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情,复兴特色村落文化;以历史文物和古建筑遗迹为客体,打造一批凝固的文化产业艺术园。
(四)共建富裕社会:人才振兴
人才振兴是生活富裕的社会实践。对乡村人才做“加法”,构建美好和谐的乡村社会结构。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竞争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武器。对口人才支援项目,培育一批第一书记和优秀工作队,调动全国人才资源,激发各类人才活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乡村发展广开言路,提供智慧锦囊。人才振兴要求实施职业农民培养工程,通过专家田间指导、专业技术下乡培训、企业支持农业合作社等“扶技工程”,引导形成专业“庄家”,充分挖掘农民的内生动力,发挥致富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农技人才队伍建设,积极与农业院校合作,培育“农科人”“农技人”,利用所学知识发挥自身对社会的价值,通过所拥有的技能改变农村社会落后面貌。对社会各行各业人才招贤纳士,多层次激励吸纳“千里马”投身乡村建设中,形成社会人才发展共同体,实现全社会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追求。
(五)共生美丽社会:生态振兴
生态振兴是生态宜居的生态实践。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才是生活的目的,尤其在有着得天独厚自然资源的农村更是宜居的不二选择。因此,当务之急为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必须以乡村的特色生态为落脚点,着眼于绿色发展理念,谋划乡村长远发展来振兴生态。对于自然资源的治理,以山水林田湖草的保护为目的,开展乡村绿化行动。对于农村环境的治理,要保证生活垃圾有去处、处理污水有方法、厕所改造合理卫生、农村饮用水供给安全、变废为宝提高废弃物利用率等“规定动作不走样”。利用好生态生产力,建设“生态银行”,加强乡村独特文化和自然风光的有机融合,打造具有文化底蕴的乡村旅游业,达到“自选动作有特色”。将自然风光市场化,发挥其文化、景观、生态、休闲、度假五重经济功能,促进自然资源商品化,真正实现农业与自然共生,真实反映农村生态宜居的社会价值,真切传达农民增收的经济利益。桃花源不只在陶渊明笔下,也在努力创造“悠然见南山”的美丽田园乡村。
总之,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反贫困的历史中走出来,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中发挥作用,表现为对中国特色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历史发展进程的反映和理解,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治理智慧的结晶,贯穿于中国贫困治理历史实践的全过程。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告诉我们,贫困治理构筑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深厚基础之上,乡村振兴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使命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充分昭示中国为世界谋大同的不懈努力。贫困治理是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宝贵经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分析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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