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共同体的历史演变及建设路径——基于云南丽江的案例分析
涂 静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丽江 674199）
传统乡村是集生产、生活、文化、社会于一体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中国的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与博弈，延续了伦理和文化的约束与涵养，凝聚了集体和个人的情感与记忆。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人才流失、乡村文化衰败、乡村治理疲软、乡村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凸显。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围绕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这一时代命题，学者们从多学科、多视角、多路径探索了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但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性的过程，不同区域的乡村因为历史的发展、政策的适应、区位的条件等因素而有着巨大的差异。丽江作为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的区域，乡村共同体的建设既面临着和中国广大乡村一样的共性问题，也面临着自身的特殊问题。本文基于乡村共同体的理论分析，从历史的视角追溯丽江乡村共同体的发展变迁历程，围绕着制度性权威和内生性秩序相互博弈这一乡村共同体的生成路径和内在逻辑，考察当前丽江乡村发展现状，选取了丽江四个乡村典型案例，从乡村治理、利益共享、文化发展、民族融合四个方面详述乡村共同体建设的路径。
（一）乡村共同体的学理性分析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提出了“共同体”理论，他在研究西方国家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基础上，区分了“共同体”和“社会”两个概念和形态，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状态的，并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1〕。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形态和人的发展状态出发，把共同体划分为“本源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大历史阶段〔2〕。“真正的共同体”理念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需求、价值、发展的尊重。虽然滕尼斯和马克思对“共同体”理论研究的视角和论述不尽相同，但是“共同体”一词意味着美好、和谐的社会生活状态，既是对过去自然传统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怀念，也是对未来自由幸福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憧憬。有的学者认为真正的共同体应具有功能和精神双重属性〔3〕，中国乡村既具有秩序建构、安全维护、利益协调等功能属性，还具有集体记忆、个人情感、文化认同等精神属性，因此属于共同体的范畴。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乡村兼有滕尼斯所述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这三种共同体的特征〔4〕，是共同体的写照。国内外学者关于“共同体”和“乡村共同体”的学理性探索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价值指引。
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的丽江乡村是中国广大乡村的组成部分，既存在费孝通提出的中国乡村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熟人社会的共性特征，又存在边缘性、异质性、民族性的个性特征，是中国“乡村共同体”中的“子共同体”。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从微观案例视角探索乡村共同体的建设问题，对于当今学界“乡村共同体”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补充，对地方乡村治理和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的乡村是依赖地缘和血缘而自然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人们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生产方式、民俗传统、宗教信仰、礼俗秩序等形成一种相对封闭、亲密稳定、协同相助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状态。然而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乡村的开放性、流动性、离散性使得乡村共同体面临解体的危机，乡村的公共精神和凝聚力逐渐式微。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契机，但这并不是对传统乡村共同体的简单复归，而是对新时代新型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
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共同体存在的意义在于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相互依赖的情感纽带和对归属感、认同感的追求以及社会化的基本场所〔5〕。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依赖土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固化了人员结构，传统的宗族关系维持着乡村的礼法秩序，共同的历史文化凝聚着村民的情感共识。兼具功能和精神属性的乡村共同体建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国家政策和治理手段与乡村秩序和内部运行的张力，实现制度的“软着陆”，成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乡村共同体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6〕。农民生于乡村、了解乡村、情系乡村，是乡村共同体建设的行动者和受益者。乡村共同体建设能够汇聚农民力量、增强农民共识、维护农民利益，大力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理想追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新型乡村共同体建设是结合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发展目标和乡村发展实际的必然选择。多元主体共建、传统和现代融合、制度和文化双管齐下，形成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文化共荣、民族共融的乡村社会生活形态，是乡村振兴的价值引领和理想追求。
丽江地处横断山脉向云贵高原过渡的衔接地带，河谷纵深、群山高耸，散落在群山间的河谷盆地以种植业为主，海拔较高的坝子以林业和畜牧业为主，奠定了丽江以农业发展为主的产业格局、农业人口为主的人口结构和乡村特征明显的社会形态。丽江乡村共同体随着历史的变迁，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一）土司统治时期：兵管制度和家族组织
丽江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名称始见于元朝，中央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长期担任滇西北地区的地方官吏，是世袭的封建领主，与中央王朝保持了良好稳定的臣属关系，维护了乡村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保境安民是土司的首要职责，木氏土司结合当地实际，建立了军政合一的“拇瓜”制度。“拇瓜”的官阶相当于今之乡长级，“拇瓜”的上级为“把事”，下级则有相当于行政村官一级的“爪阿”或“兼居”，以及相当于自然村长一级的“本虽”或“伙头”〔7〕。严密的兵管制度管理着土司的地方土军，这些土军“聚则为兵，散则为民”，既保证农业生产，又保持军事战斗力，稳定了社会秩序。丽江纳西族民间普遍存在被称为“崇窝”的世系群，它是由一个男性始祖后裔组成的、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家族组织〔8〕。“崇窝”壮大后还分衍出被称为“丁支”的较小的家户群，这些家族组织以血缘为纽带，以地域为联系，共尊一个祖先，共同参加祭天仪式和祭祖仪式，有婚丧、起房盖屋等事务时，成员之间互帮互助，自行调节内部纠纷，涉外事情公推有威信的长者解决。这一时期，虽然国家权力没有到达乡村，但是在丽江乡村地区，地方首领推行的兵管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族组织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丽江乡村共同体在封闭、自足的环境中缓慢发展。
（二）改土归流后：流官改革和传统沿袭
明末清初，丽江木氏土司在滇西北的政治博弈和对外扩张的反抗浪潮中逐渐衰落，在雍正元年（公元1723 年）被清政府和平改土归流，汉族流官在丽江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基层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丽江的乡村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统治秩序重建，促进了丽江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加强了中央集权；
地主经济兴起，农业生产的技术和水平逐渐提高，田地和人口数量大幅增长；
汉文化教育推行，普通的民众有了学习的机会，儒家的伦理道德进入到乡村地区；
各民族交往频繁，汇集了汉、藏、白、纳西等多个民族，佛教、道教等宗教和教派相互渗透和影响。虽然丽江纳西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体制之下，但是国家权力向丽江乡村社会的下移并未真正触及和改变乡村共同体的结构，这为丽江乡村传统秩序、组织和文化的沿袭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地方乡绅、祭司、艺人等民间精英依旧在乡村秩序维护、组织管理和文化传承等方面起着重要的协调、统合和控制作用，乡村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并集体认同和遵循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仍然具有适应乡村社会结构及村民现实生活需求的强大生命力。这一时期，改土归流制度打破了地方民族首领闭门称雄的格局，国家权力开始触及乡村社会，推动了乡村共同体的发展与变革，与此同时，乡村共同体在内源式动力下沿袭传统，呈现出自然生长的态势。
（三）1949 年后：乡村改造和传统消解
1949 年以后，国家通过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等制度性变革和社会改造行动，将长期处于国家格局边缘的丽江乡村共同体卷入到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阶级成分的划分依据是个体成员在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具有超越血缘关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乡村的传统血缘观念逐渐被阶级意识超越。个体家户私有制经济逐渐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和转变，逐渐消减了乡村一直以来的自足性和封闭性。合作社和生产队的建制打破了乡村内部长期以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划分格局，家族组织的社会功能和内聚力日益减退。乡村中的乡绅、祭司、艺人等民间精英逐渐退出乡村舞台，传统的宗族组织、民间组织被代表国家权力的组织所取代。国家借助于自上而下的权力网络、完整有序的组织机构，以及国家强大的政治决策权、经济支配权、社会控制权和文化领导权〔9〕，全面掌控了乡村资源，支配着乡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国家权力史无前例地渗透到丽江乡村，稳定延续了数百年的丽江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国家力量的驱动下迅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动摇了乡村传统制度和文化的生存根基，削弱了乡村的内部权威和秩序，长期处于国家格局边缘位置的丽江乡村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和现代化改造的进程中。
（四）改革开放后：体制改革和现代发展
1979 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丽江在1981 年启动乡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承包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自上而下地展开，丽江广大乡村也依托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丽江乡村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形态得以恢复，一度被强制压抑的血缘亲属关系重新得到重视和强化，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丽江乡村重新回到相对独立且自成体系的社会控制之下，村民获得了较为自由的生产和生活空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丽江乡村农田水利建设掀起高潮，粮食产量和农民人均收入均有较快的提高，烤烟、花卉、药材等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皮革、铜器制造等手工业开始复兴，乡村旅游业逐步兴起，乡村传统的民间组织、宗族组织重新建立，婚丧习俗、民间信仰仪式也日益隆重。这一时期，国家通过“放权”“让权”给丽江乡村基层，以村民自治和民主法治的方式让丽江乡村获得了民主权利和发展活力。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丽江乡村逐步融入市场，乡村经济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风貌，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乡村文化因村民的现实生活需求，以兼具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外显形式和内在功能存在，丽江乡村共同体呈现出复兴重构的发展态势。
乡村共同体自身具有随社会变迁而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与更新的能力和机制，从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不断延续、传承、发展。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认为社会控制是每个组织不可或缺的机制，因为社会控制可以保证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一致性，使社会系统能够稳定、有序地持续运行〔10〕。从丽江乡村共同体的四个历史演变阶段可以看出，国家的行政控制和乡村的民间控制始终贯穿其中，乡村共同体在制度性权威和内生性秩序的此消彼长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自我发展。
乡村共同体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新时代乡村振兴是乡村共同体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新阶段。当前，制度政策、乡村治理、市场经济、传统文化、社会组织、村民主体等多重要素在乡村场域中叠加和互动，乡村共同体面临着比历史上各发展阶段更加复杂的情况。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围绕制度性权威和内生性秩序相互博弈这一乡村共同体的生成路径和内在逻辑探讨丽江新型乡村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和中国的广大乡村一样，当前丽江乡村共同体面临着治理效能不足、内源发展乏力、礼俗秩序消解、社会关系嬗变等发展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丽江市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玉龙、永胜、宁蒗3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7.91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5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1〕，为全面推进丽江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1 年6 月，云南省委、省政府丽江现场办公会将“乡村振兴示范区”作为丽江三大发展定位之一，丽江乡村焕发了新的活力，在乡村治理、利益分享、文化发展、民族融合方面做出了实践探索。
（一）行政—自治：金安镇的乡村治理实践
“行政”和“自治”是乡村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层级严密的科层化行政管理机制和民主松散的扁平化村民自治体系构成了纵横交错的乡村治理场域。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末梢对乡村进行行政管理，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投票选举产生，对村民利益负责。当二者的诉求与目标存在偏差时，乡村基层自治便会产生脱离行政指导的离心力，行政指导则会趋向于控制和施压〔12〕。丽江市金安镇以乡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和乡村社会长远发展为目标，形成了“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实现了“行政”与“自治”的良性互动互促。
金安镇位于丽江市古城区东南部，下辖7 个村委会，其中少数民族占比达98.8%，是一个移民村、水电站营地、移民靠后安置点及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共存的乡镇，多重矛盾叠加，乡村治理难度较大。金安镇坚持“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党建引领”是充分激发党员带动作用，对全镇421 户农村党员户进行挂牌，评选96 户“党员示范户”，组织成立7 支党员突击队，设立党员先锋基金鼓励党员户带头发展产业，增强党员的主体意识、党性意识、为民服务意识。“三治融合”是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在自治方面，规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的职权清单和办理流程，开展“民情恳谈会”，重点收集和听取群众关乎民生、民富、民安的普遍性问题和疑难问题，化解村民矛盾纠纷，帮助村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提高乡村事务决策效率。在法治方面，组建普法宣传工作队、建设法治农家书屋，依托火塘会、田间地头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普法宣传；
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修订完善40 个村民小组的村规民约；
建立“红黑榜”定期组织农户进行评比。德治方面，连续三年组织举办“东香阁民族文化节暨精神文明总结会”，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
实施“文体活动纠民风”，依托传统节日开展文体活动，培养村民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
开展“家风家训”挂牌上墙活动，以良好家风带动文明乡风。
金安镇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明显成效，被列为云南省首批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该模式以党建为引领，凝聚乡村振兴的合力；
以自治为基础，重视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利益；
以法治为根本，礼法兼备重建乡村社会规则；
以德治为核心，激发群众崇德向善的内生动力。在以乡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和乡村社会长远发展为目标的前提下，形成了共商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行政”和“自治”的张力，向乡村价值共同体迈进。
（二）集体—个人：玉湖村的利益共享实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化在乡村集体产权制度、资源要素流动、行政组织结构等影响下重构着乡村社会。市场化导致利益的分化，增加了利益整合和集体行动的难度〔13〕，乡村共同体建设“向心力”受到冲击。如何处理好乡村集体利益和村民个人利益，使乡村集体聚合动力与农民个体内生动力相嵌合，是乡村振兴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丽江市玉湖村按照“资源共有、利益共享、人人参与、户户受益”的思路，探索了推动乡村振兴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联结。
玉湖村位于丽江市玉龙县白沙镇，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山水风光秀美的纳西族古村落。21 世纪初，依托良好的乡村资源禀赋，玉湖村开始组建旅游合作社，组织村民参与生态观光旅游服务，形成了“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玉湖村通过民主选举，把党员满意、群众信任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选进村“两委班子”，成立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主体的玉湖村旅游合作社，统一安排和调度村民开展骑马、票务、餐饮、住宿等旅游服务工作，全村800 余人参与到旅游产业中。在利益分配上，采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把总票价收入按照适当的比例，划分为旅游服务促销费、服务马匹所得、管理人员工资、办公经费、集体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教育基金、特困救济金和年度农民分红款8 个部分统一安排〔14〕。2021 年，玉湖村引入了好好生活（丽江）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合作社共同组建成立玉湖文旅公司，拓展为“基层党组织领导+村集体合作社+企业+村民”的发展模式。合作社以闲置资产、土地等公共资源入股，采取“保底+分红”的模式按比例分成，每年给予村集体300 万元的保底资金，并逐年递增。尽管受疫情影响，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仍达320 万元，2021 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6 万元〔15〕。
玉湖村经过多年的发展，擘画出“村美、业兴、民富、人和”的乡村发展图景，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基层党组织领导+村集体合作社+企业+村民”的发展模式中，玉湖村的基层党组织作为村民自治的代理人，以制度化的治理保障乡村共同体的运行和发展。引进的旅游企业带来了丰富的市场资源和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理念，助推玉湖村旅游产业升级。在基层党组织和外来旅游企业的双重护航下，玉湖村的旅游合作社增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村民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实惠，增强了发展的内生动力。玉湖村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高度联结，向多元互动、共利共享的乡村利益共同体迈进。
（三）现代—传统：文林村的文化发展实践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的农耕经济受到工商业的冲击，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断转型发展，乡村文化的内容、形式和功能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化并非历史器物的存留，也非祭祀仪式的复制，是活生生的人们正在进行着的生活方式，是在自我实践及与他者的妥协中按照自我的逻辑不断进行着的重构〔16〕。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乡村文化“传统性”的复兴重现，还是“现代性”的重构再造，其传承创新发展的前提就是与乡村共同体成员的现实生活需求与族群文化认同相契合。丽江市文林村践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守护古城活态文化，建设文化旅游村，发展庭院经济”的发展思路，开启了传承和创新并重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文林村位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东郊，其村名“文林”有“文仕如林”“文化茂林”之意，现有村民334 户980 余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60%，是丽江古城内民族文化保存得较完整的古村落之一。文林村搭乘丽江古城旅游发展的“顺风车”，结合旅游开发需求和居民生活文化需求，建设了藏书楼、村史馆、书画展厅、先农坛遗址碑、民族文化走廊等为一体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林村中一些有学识、有威望的宗族长老、退休干部组成了乡贤会，为乡村文化建设建言献策，引领村民弘扬优良的家风家训，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大部分村民并没有因为旅游业的发展而搬离乡村，酿醋、缝纫、制革、古建绘画、麦芽糖制作、民族餐饮烹饪等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在地延续了原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强了乡村旅游市场吸引力。村中设立了“纳西古乐”“白沙细乐”“热美磋”“勒巴舞”“东巴文化”5 个民族文化传承点，组建了一支拥有百余人的乐舞队，利用假期和双休日免费开办纳西民族文化传承班。文林村在元宵节、火把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开展古城邻里文化节、民族民间歌舞展演、东巴传统祈福等活动，本地村民、经营户和游客共同参与活动，感受长街宴、品尝“八大碗”、参与民族打跳和学习东巴文化。
文林村获得“全国文化旅游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在乡村共同体文化振兴的过程中，文林村搭建了多功能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作为乡村文化交流、展示、传承和创新的载体；
组建了乡村社会组织乡贤会，发挥乡村精英的文化引领、示范作用；
村民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一方面积极主动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维护乡村记忆，守护精神家园，另一方面结合现代旅游的发展在传统文化中融入了新内容、新成分，凸显了乡村文化的活力。文林村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实现了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向乡村精神共同体迈进。
（四）建构—生成：金龙村的民族融合实践
丽江是多民族聚居地，乡村地区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比起城镇更加复杂、更加突出。各民族在特定的环境下生成特定的经济利益、价值观念、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在族际交往中，构建多民族和谐共存的良好社会关系，在差异性基础上达成政治、观念、文化以及利益共识〔17〕，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增强村民的情感认同，推动乡村共同体建设。丽江市金龙村按照“打民族牌、走富足路、建和谐村”的总体思想，营造了多民族共通互融、和谐发展的社会氛围，为乡村振兴和建设美丽乡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龙村位于丽江市古城区七河镇，是由金安桥、龙开口水电站库区附近的5 个乡镇，28 个村民小组的村民组成的移民新村，全村共有汉族、纳西族、白族、藏族、彝族、傈僳族、普米族、苗族、回族9个民族。为推动民主管理和决策，保障各民族的权利，金龙村成立了“1+3+9”的13 人议事小组，“1”是党总支书记，“3”是3 个党支部书记，“9”是9 个民族的议事代表，共同商讨和解决关系全村发展和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金龙村在全村442 户庭院的外墙上用代表着9 个民族的9 种颜色环保颜料进行涂色，绘制了200 幅丰富多彩的3D 画，展示民族服饰、民族风情和乡土风貌。村里建设了4 个风格各异的民族团结文化广场，作为开展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和各民族间的交流活动的场所，在各民族节日期间都会举办活动，村民相互交流感情，融洽相处。村中由各族村民组成的民族文艺演出队把党的路线方针、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等信息融入民间小调、民族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中。金龙村还致力于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产业，充分发挥玫瑰花海景观、民族文化展示、乡村休闲体验等的旅游吸引力，打造出“火把节”“长街宴”等民族节庆品牌，开发出一系列特色民族旅游产品。
金龙村因开展民族团结工作成效显著，被评为省市两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金龙村内聚居的9个民族因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差异，自然生成了各具特色的价值理念、风俗习惯和民族情感，在桥梁和水库建设的外部因素影响下聚居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相互交流和碰撞。金龙村党总支结合多民族聚居的实际，构建了互嵌式多民族和谐共存的社会关系。成立各族村民共同参与的议事小组，民主共商乡村事务，依托民族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切实保障村民的切身利益。利用具体可感的3D 画、彩色外墙、民族团结文化广场、民族歌舞等象征物表达民族团结的内涵，将民族情感内化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向乡村情感共同体迈进。
乡村共同体是乡村发展的历史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从丽江乡村共同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四个乡村共同体建设实践可以看出，在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乡村共同体在整体上呈现大致相同的发展态势和表现特征，但个体乡村由于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乡村的基础条件、社会关系、内部秩序、发展方向等都有所差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无论个体乡村共同体呈现出怎样的特殊性，其发展变迁都置身于国家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乡村共同体的自我调适和发展都受到外部国家力量形成的制度性权威和内部社会力量形成的内生性秩序的双重影响。丽江四个村镇在乡村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金安镇以乡村治理中的“行政—自治”关系为切入点，加强多元主体合作，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玉湖村以利益分配中的“集体—个人”关系为切入点，探索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乡村普遍受益；
文林村以文化发展中“现代—传统”关系为切入点，注重乡村文化建设，凝聚乡村群体认同；
金龙村以民族融合中的“建构—生成”关系为切入点，构建民族融合场域，引发乡村情感共鸣。这一系列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乡村制度性权威和内生性秩序的张力，增强了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凝聚力和内生动力，实现了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文化共荣、民族共融的乡村发展态势，成了乡村振兴中的典型。诚然，丽江乡村共同体发展的历史和个案不可能代表中国广大的乡村共同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个案的描述和分析帮助那些有着类似社会结构和发展前景的民族地区的乡村共同体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