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家庭现代化的“谱系式”转型及其实践
胡晓映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将朝核心化、小型化方向发展，家庭内部个体性增强、注重隐私，形成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1]。同样，在中国家庭研究中，众多学者认为家庭规模小型化[2]、代际间权力下移[3]、家庭关系平等与离散化[4]是当前家庭的重要特征。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当前家庭向小型化与核心化发展是不准确的，其有核心化的“形”却欠其“实”，具有“形式核心化”与“功能网络化”的特点[5]。在此基础上，代际间因社会发展压力、社会风险性增强、家庭内部情感互动实践等因素[6]，强化了彼此合作，形成“功能性家庭”“新三代家庭”“新家庭主义”等家庭发展趋势。
事实表明，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其独特特征。改革开放后，现代性力量伴随市场的开放席卷中国农村社会，在改变乡村社会的同时，也将农民及其家庭卷入其中。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实际变动之中，并未形成固定的发展形态。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当前复杂的家庭表现形式是否具有内在关联性，受到何种要素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对认识当前中国家庭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
家庭现代化转型是当前中国重要的实践命题，也是重要的理论命题，剖析这一转型如何发生、是何样态，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首先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与家庭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认为我们是“摸着农村里有家可归的石头在渡工业现代化的河”[7]，深刻揭示了中国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为家庭转型研究提供重要视角。而西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从工业化出发，认为经济变革是家庭转型的推动力量。通过改变“家庭经济生产和生活组织方式以及家庭财产制度”，进而导致传统家庭关系、家庭结构的变革[8]，着重突出了家庭中资源及其配置方式在家庭转型中的作用。因此，在家庭现代化转型研究中，文化和资源作为两个必不可少的视角，一直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焦点。
从文化视角出发，学界着重探讨伦理与情感要素在家庭转型中的位置。中国家庭区别于西方国家最核心的要素在于其伦理性。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个体“融合人我泯忘躯壳”，需要在家庭的代际延续中，获得宗教性的价值体验和个体的生命意义[9]。当前，大量量化研究表明，中国家庭中依然保持紧密的代际团结，孝道观念依然发挥作用，以善侍父母为核心的孝道观念依然受到青年人的肯定[10]。但从家庭具体实践来看，传统的“生养-反馈”模式逐渐弱化，甚至形成家庭养老危机，老年人在家庭整合中成为被“溢出”的单位[11]，代际伦理失衡，但并未崩解，而是形成“伦理转向”[12]和“伦理重构”[13]；
另一方面，以情感要素为主导的家庭互动，作为家庭现代化中平等代际关系的重要标志，日益成为当前家庭的主要特征。基于个体情感互动的家庭，代际关系走向团结还是冲突，最核心在于代际间需求、期待之间的角力与协商，因而形成不同的合作关系[14]；
“交往型”代际关系特征凸显，家庭内部情感要素成为家庭关系和谐的关键[15]。这得益于在当前家庭亲密关系构建中，个体更强调隐私与独立，维持亲密关系与情感互动便自然地成为当前家庭团结与和谐的重要因素[16]。
从资源视角出发，学界着重探讨经济要素如何成为调节代际关系、影响家庭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17]。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18]，“占有共同财产、有共同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19]；
孔迈隆将中国家庭称为“合作社模式”[20]。“父子一体”、以父代为核心的共居、共财，是中国家庭重要的表现特征。在转型背景下，家庭的经济功能及其内部关系发生转向。一方面，在现代发展话语进入农民家庭的情况下，子代家庭逐渐取代父代家庭，形成以子代为核心的家庭再生产模式[21]。以城市化、现代化为核心的家庭再生产目标，使家庭中的资源向下流动，出现对父代家庭独立性及资源的挤压[22]，进而导致对父代的“代际剥削”和老年人养老危机[23]，恩往下流明显，形成功能主导的“新三代家庭”[24]。另一方面，父代在实践中也会倾向于保持经济独立，进而选择独立居住，降低资源共享程度[25]；
且父代并不一定是“资源下行”的家庭受害者，反而可能是支持子代的积极支持者，积极参与子代家庭决策，并形成“协商式亲密关系”[26]，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亲权”的回归[27]。因此，代际间的家庭互动，无法用简单的“剥削”“权威”定义，而是有更为复杂的实践内涵。
因此，在家庭现代化转型研究中，学界从文化与资源的双重视角展现了转型期家庭中丰富的家庭合作模式和代际关系类型，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学界充分重视了文化与资源对家庭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作用，却并未形成综合性视角，仅从单一视角出发，必然无法揭示家庭代际关系复杂的转型样态，甚至在不同研究中得出差异化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本文综合了资源和文化的双重视角，将其作为家庭从传统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双重维度，构建“传统-现代”模型，从中国具体经验出发，概括转型期家庭中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及代际关系特征，形成对当下家庭的“谱系式”认识。
2.研究进路
福柯认为，对事务的分析层次总是多变的，“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28]，试图从纷繁历史中寻找现实的连续谱。同样，在家庭现代化进程中，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实践也呈现连续的“谱系式”转型样态。只是，转型的多变性、复杂性、阶段性，掩盖了家庭转型这一过程本身，导致现实与认识之间的断裂与张力。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文化、资源等要素交错存在，组合成多种多样的家庭组织和关系现状。因此，本文将家庭转型作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连续谱系，突破单一、碎片的家庭经验，形成对家庭转型的“谱系式”认识，把握家庭的发展脉搏。
从当下这一时间截面出发，对家庭实践进行“谱系式”分析，其可能性在于：其一，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家庭也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变动之中，并未形成固定的家庭实践形态；
其二，中国广阔的地域空间、区域文化特征、经济发展阶段等差异，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多种家庭实践形态并存提供现实条件。因此，对当下中国家庭的研究，不能拘泥于对传统或现代的二元评判，而应更深入复杂多样的家庭变化本身，从具体实践出发，以实践的视角，探讨转型期家庭的特征及其内在变动。
本文构建以家庭资源禀赋与文化价值转型为基本维度的“传统-现代”模型，将家庭分为强禀赋-伦理型、弱禀赋-伦理型、强禀赋-情感型、弱禀赋-情感型类型（见图1）。其中，在家庭资源禀赋中，并非资源禀赋强便更具有现代性，而是考虑其家庭收入方式、市场嵌入度等要素；
在文化价值转型中，既要考量其传统伦理观念，也要考量其受现代平等、独立、发展主义等家庭观念的影响程度。其中，伦理主导一方面表现为代际间对“生养-反馈”传统的认可，也表现为家庭面对现代化压力时父代责任的强化和人生任务的延长；
情感主导表现为家庭成员在强调家庭发展的同时也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互动，代际间形成既独立又亲密的家庭关系。在此基础上，“传统-现代”模型中的四种类型，便可分别对应家庭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四种实践样态，即父代权威型家庭、父代挤压型家庭、生活情感型家庭、互动合作型家庭，并深入挖掘家庭多重样态的内在机制。
图1 家庭转型的“传统-现代”模型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及所在团队2019-2022年期间，在广州、湖南、江苏、河南、贵州、四川等全国多地的田野调研。在调研中，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对当地精英、普通村民等进行访谈，对各地家庭的家计模式、家庭伦理观念等进行一手材料收集，并进行细致分析，形成对转型期家庭实践类型的整体性认识。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本文抽象出“理想型”意义上的典型案例，探讨当前家庭转型的多种类型。
父代权威型家庭实践的核心在于，父代具有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同时，传统以父为尊的伦理观念仍然发挥重要功能，形成子代在资源和伦理上都依附于父代的家庭关系。父代在家庭中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构成当前父代权威型家庭转型实践的最重要特征。这种家庭类型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宗族性村庄较为明显，呈现父代传统、子代半传统的有限现代化转型特征。
1.强禀赋-伦理型的家庭实践
案例1广州白云区F村，本村村民家庭收入以集体分红和物业出租为主，市场务工为辅。本地老人50多岁即退休，男性以参与村庄娱乐、与朋友吃早茶作为日常生活消遣，女性在家做家务或帮子代带孩。本地父代与子代共同居住的多，父亲在家中具有话语权，本地人认为，“老人在家里永远有地位，老人在大原则上还是不放权，这是一种责任与义务，当年轻夫妻吵架，不吭声是一种失职，同时在大事方面（建房、生孩子等）老人也会参与进来，一起商量”①此案例来源于笔者2019年7月在广东省广州市农村的调研资料。。
（1）家庭积累能力。在资源禀赋强的家庭中，除子代之外，父代依然作为家庭资源积累的重要角色发挥作用，甚至有更强的资源积累能力。以广州F村为例，本村农民普遍的家庭收入来源于三部分，分别是村集体分红、房屋出租和各自的务工收入（见表1）。其中，前两项是由父代掌握。由于村庄集体经济以户分红的特征，父代作为家庭的代表，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掌控者，具有对家产的控制权。房屋出租收入也同样如此。但在务工收入上，父代在50岁后基本已不再进入市场务工，进入养老阶段。
表1 广州F村家庭收入
本地具有完善的市场工业体系，但本地人却形成有限嵌入市场的择业特征。由于本地市场发展依靠20世纪80年代吸引外资建厂的“三来一补”发展模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吸引了大批外地务工人员在此务工。本地村民为展现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区别，不愿进厂务工，更愿意选择体面、轻松的工作。但由于家庭可以依赖稳定的土地和房租收入，对子代教育的重视有限，缺少在高端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本地年轻人的就业集中于利用本地关系网络获得的办公室文员、保安等工作，收入在3000～5000元；
或利用本地社会关系和房屋资源等创业，但因其闲散创业态度，很难与外地生意人竞争。
可以看出，本地家庭虽然处于市场发达地区，但其参与市场的深度较为有限。在这里，附着于农村户籍上的土地收益，使家庭足以维持家庭发展。本地人不愿深度参与市场竞争，年轻人更倾向稳定、体面、轻松的工作，依靠父代资源支持，形成对父代经济的依附，其向现代化的家庭发展意愿十分有限。
（2）文化价值转型。与本地家庭收入模式相对应，本地依然保持以父代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观念。本地本身具有传统宗族文化特征，父代具有权威性，在本地市场化的发展实践中，村庄本身的伦理性被完整保留下来，甚至在资源支持下，呈强化趋势。
对父代来说，附着于身份和土地之上的经济收入使他们依然是地方社会中关系资源的掌控者，具有家庭主导权，进而保证其伦理文化上的权威地位。对子代来说，其生活与工作均需依靠父代的家庭资源和社会关系，导致其在家庭实践中的依附地位。即使子代的生活方式具有现代化特征，在父代提供的优渥环境下也缺少现代化转型动力。在丰富的资源底色下，代际间维持稳定的、以父代为主导的家庭伦理并开展家庭实践。父代仍然扮演权威性角色，是家庭决策的主导力量。
在弱流动性社会中，宗族传统伦理在本地市场与地租经济的保护下，并未受到现代化冲击，在村庄社会中依然保持稳定。在父代传统人生任务中，抚养子代、为子代成婚的人生任务，能够较为容易的完成。这一方面得益于父代有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能够负担子代生活开支；
另一方面得益于本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婚姻高地。因此，父代能够维持其在传统伦理体系中的地位。
2.父代权威型家庭转型特征
父代权威型家庭是建立在强禀赋-伦理型的家庭实践基础之上的，这一家庭类型表现出父代传统、子代半传统的有限现代化状态，在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代际关系三个层面表现出独特特征。
在人口与居住模式上，子代家庭为了降低家庭生活压力，更倾向于嵌入父代家庭之中，形成共同居住的模式，家庭类型以主干家庭为主。在就地城镇化、市场化的先发优势下，本地并不存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进城压力，以村内小楼为主的充裕居住空间，既能满足父代与子代共同居住需求，还能满足彼此独立生活空间的需求。
在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上，由于就地城市化与依附于集体经济分红之上的家庭收入模式，本地并未形成强进城动力及城市化压力。一方面，本地处于婚姻高地，并不需要通过进城买房支持子代结婚；
另一方面，依赖于集体经济分红的模式，村内户籍及与此相伴的村庄成员权是家庭来源的重要内容，留在村庄是村民理性经济选择。由于缺少围绕城市化的家庭开支，家庭收入仅需支持日常生活开支即可，发展压力有限，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处于均衡状态。
在代际关系上，由于父代在资源与文化上的双重强势地位，本地子代家庭对父代家庭具有极强的依附性。父代掌握充分的家庭决策话语权，并能够形成对子代日常生活、工作选择等方面的安排。在父代主导的文化之下，家庭内部虽然有情感释放空间，但父代的双重强势地位使年轻人无法真正掌握家庭话语权，其作为独立家庭的调试空间较小。家庭内部和谐的代际关系是以牺牲子代家庭的独立性实现的，这就容易导致子代家庭自我发展中出现问题，如年轻媳妇因无法忍受在家庭中的结构性劣势导致婚姻破裂，家庭内部的和谐性掩盖了代际间的情感亲密性[29]。
综上，在父代权威型家庭实践中，虽然在家庭收入和生活上具有现代化的特征，但其在家计模式与家庭文化取向上都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因此，此类家庭虽处于市场发达地区，但在居住模式、城市化动力和代际关系上都具有明显传统倾向。
父代挤压型家庭实践的核心在于，父代既秉持对子代负有人生任务的传统伦理，又缺少对子代家庭的经济支持能力，导致子代家庭在伦理与资源上对父代家庭的挤压。在家庭现代化转型中，子代的发展主义伦理和对家庭资源的需求，形成与父代家庭主义伦理和家庭积累能力的双重张力，导致代际关系倒置。父代弱资源性、强伦理性与子代的强资源需求，强化了家庭内部的整合动力，激发父代对子代家庭的无限责任，支持了子代家庭对父代家庭的挤压。
1.弱禀赋-伦理型家庭实践
案例2河南新乡R村前妇女主任，将自己有限的积蓄全部用于儿子买房，为了带孙子辞掉妇女主任的职位，认为“带孙子是应该的，现在都是爷爷奶奶在带孩子”。同时，能带孙子是“享福”的标志，她认为，“老人就是为儿子活，当儿子不需要你时，你还活着干嘛呢？儿子不需要了，就感觉没啥意义了，活到头了”①此案例来源于笔者2021年5月在河南省新乡市农村的调研资料。。
（1）家庭积累能力。在中西部资源禀赋弱的家庭中，家庭内部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以河南R村为例，由于地处中西部市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有限，无法支持所有劳动力在本地市场劳动，因而形成大量外出务工群体。因此，本地普通农民家庭收入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父代在村庄中的农业收入或打零工收入，每年收入仅能维持自身家庭开支；
另一部分是子代在县城或东部发达地区的务工收入，男性务工收入在每年6～8万，女性在每年3～5万。
可以看出，本地家庭因远离市场发达区，其参与市场的机会有限、成本更高。父代因劳动力价值有限缺少深度嵌入市场的机会，市场参与度不足，收入能力有限，进而对子代的支持能力有限。青壮劳动力能够在外出务工中获益，并充分习得利用和嵌入市场的能力，产生面向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具有半现代化的特征。虽然父代资源积累能力有限，但子代家庭依然需要父代在育儿、家庭收入兜底方面发挥作用。
（2）文化价值转型。在家庭内部伦理上，本地处于家庭伦理较强的地区，其伦理性表现在父代抚育子代并为子代成婚和子代的反馈基础之上，即“抚育-反馈”模式[30]。在传统社会中，父代作为关系和资源的掌控者具有权威性，但在现代化转型中，父代因有限资源和强伦理责任之间的错位，导致其在家庭实践中受挤压。
父代与子代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取向张力。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父代因在工厂、工地等与城市生活有限嵌入的工作环境，使其依然秉持传统家庭和人生任务的伦理观念和责任意识。子代则在务工中习得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成面向现代化、城市化的家庭发展主义观念，进而产生极强的城市生活欲望。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本地性别失衡这一结构性要素组合后，就使进城买房成为为子代结婚必不可少的条件，并在传统伦理支持下转化为父代的刚性责任。
代际间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张力，因父代资源禀赋有限，导致代际伦理的迅速异化，但最终弥合于家庭整合之中。一方面，在强人生任务的伦理和责任意识下，父代需要倾尽全力为子代成婚。这时，父代一般会用尽年轻时的所有积蓄为子代进城买房和支付彩礼；
但在年老后无法再嵌入市场获取货币收入，导致其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子代在现代化转型中形成的以自我家庭发展与生活、子代抚育为核心的现代性压力。这些压力在家庭内部自下而上的传导至父代，强化了父代的家庭责任，使其人生任务不断延长与扩大。相反，子代在强发展主义导向下，弱化了对父代的反馈，导致代际间的权利与责任失衡。在父代人生任务的传统伦理下，子代的发展伦理倒逼父代卷入子代家庭发展之中，其生活伦理也依附于子代完成，甚至在老年人之间产生依附性竞争[31]。
2.父代挤压型家庭转型特征
父代挤压型家庭是建立在弱禀赋-伦理型的家庭实践基础之上的，这一家庭类型表现出父代传统、子代半现代的有限现代化状态，在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代际关系三个层面表现出独特特征。
在人口和居住模式上，由于父代家庭缺少资源支持能力，只能以劳动力嵌入的方式帮助子代的城市生活转向。在多数中部地区家庭中，父代家庭形成男性老人在村种田、女性老人进城带孩的家庭分工，出现“老漂族”“周末夫妻”等老年群体，形成父代以照料型劳动力嵌入子代核心家庭的居住模式[32]。
在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上，此类家庭呈现下行式资源互动与快速城市化特征。由于进城买房与年轻人结婚这一人生任务的绑定，父代需要倾尽全部资源帮助子代完成城市化的任务；
而在帮助子代进城后，父代仍需通过农业收入、劳动力嵌入，对子代家庭进行持续的支持和兜底，帮助子代在城市立足，支持孙代的教育投入。因此，父代需要尽力省吃俭用、延长劳动时间，实现资源支持的最大化；
子代在现代发展主义导向下，缺少向上反馈动力，资源难以向上回流。家庭资源呈“恩往下流”的单向流动状态。
在代际关系上，父代与子代呈现倒置的非均衡关系。由于子代成为家庭中的主导力量，父代在资源和伦理上的双重弱势使其对子代家庭具有依附性，要以子代家庭的需求灵活调整家庭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在家庭实践中，以父代持续支持为核心的“交换伦理”日益被村庄和社会所接受[33]，将子代家庭对父代的挤压合理化。因此，此种家庭转型实践中，普遍出现“代际剥削”、老年人“整合性溢出”等家庭转型危机。
综上，在父代挤压型家庭中，家庭中父代经济积累能力和面向现代化的伦理转向均十分有限，但子代则完全与此相反，对现代生活与观念的追求，使子代主导的家庭转型实践充满张力。父代因资源与伦理上的双重弱势，成为子代家庭现代化的“牺牲品”，处于被挤压的位置。此种家庭转型类型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十分具有典型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湖南、福建等东中部宗族性村庄中，因市场区位、地形等限制，其家庭积累能力有限，但村庄的封闭性和对现代市场的有限嵌入，使其传统伦理依然有强大的结构性支持，因此家庭内部依然表现出相对均衡的家庭关系，并未出现“代际剥削”等挤压性特征。
生活情感型家庭实践的核心在于，父代与子代的互动依靠纯粹的情感互动，并非在资源交换基础之上，代际间家庭的独立性强，其关系更具现代特征。因此，在资源禀赋较弱的情况下，父代与子代之间并未形成代际之间的强整合，而是在“抚育-反馈”伦理之上，形成有限的责任关联。在父代与子代均接受现代独立、平等的家庭观念后，代际互动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
1.弱禀赋-情感型家庭实践
案例3在四川彭州S村，村民以本地城市务工为主。由于本地市场就业机会有限，父代在60岁以后缺少务工机会，以农业生产和本地打零工为主；
男性在附近城市务工，每周末回家，女性与娘家一起居住的比例极高，在这里，“老婆在哪，老公就在哪”，婆家也不会挑理①此案例来源于笔者2021年10月在四川省彭州市农村的调研。。
（1）家庭积累能力。在中西部资源禀赋较弱的家庭中，由于本地的就业机会有限，家庭内部形成“半工半耕”模式。本地“半工半耕”模式与弱禀赋-伦理型地区的区别在于，其内部是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由于地理区位原因，本地人主要在本省或县城内务工，一般不远距离务工。父代一辈主要在村庄中生活，当前村庄中40～50岁的男性中，有一直本村务农和在本地打零工、从未外出务工过，这就决定了其收入相对有限，仅能支持日常生活，无法支持子代家庭发展。同样，本地年轻人因嵌入市场之中，其收入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务工收入，仅能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进城买房、转向城市生活则较为困难。同时，由于父代与子代家庭的独立性，在育儿实践中，本地以女性育儿为主、老人育儿为辅，即女性一般不外出务工，而是在家带孩并灵活就业，形成家庭中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半工半耕”。
西南地区家庭积累能力有限，一方面在于其处于市场欠发达地区，市场机会有限。另一方面在于本地重消费和享受的生活本位价值观，缺少向外的发展动力。虽然家庭收入相对有限，但无论父代还是子代，都有较强的消遣、消费意识和较弱的积累、发展意识。如本地发达的茶馆文化，与好友“摆龙门阵”、打牌是本地老人日常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来说，其在挣取工资后，维持生活开支多余部分也用于消费。这种生活本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使本地家庭较少受现代发展主义观念影响，仅少数家庭因资源充裕，完成追求城市生活、高教育质量的家庭转型。
（2）文化价值转型。西南地区作为儒家文化边缘区，其受儒家传统伦理规范的影响较弱，并未形成人生任务等个体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在现代因素影响下，反而形成以情感互动为核心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家庭互动模式。对父代来说，在有限的伦理影响下，秉持朴素的“生养”观念，即将子代养大成人即可，为子代提供的优质教育和成婚与家庭资源相挂钩，是软性责任；
对子代来说，其同样秉持朴素的“反馈”伦理，即父母将我养大成人便要为其养老送终，并未增加养老附加条件。代际间秉持父养我小、我养父老的均衡反馈模式，形成独立、平等的家庭关系。
因此，父代在帮助子代完婚后，不再会因伦理、责任等刚性任务对子代进行支持。一方面，在父代资源禀赋不足的情况下，子代不会刻意将父代整合进自身家庭发展之中，双方依然维持了均衡的代际关系，并未形成对父代家庭的挤压；
另一方面，代际间在有限的责任压力下，反而释放了情感互动的空间，家庭内部形成以情感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如女性与娘家的关系更密切、嵌入程度更高；
代际间不强调资源支持的多少，而强调情感浓度，形成基于纯粹情感的代际互动与合作，这尤其体现在育儿实践之中。
2.生活情感型家庭转型特征
生活情感型家庭是建立在弱禀赋-情感型的家庭实践基础之上的，这一家庭类型表现出父代半现代、子代半现代的现代化状态，在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代际关系三个层面表现出独特特征。
在人口和居住模式上，由于代际之间较强的独立性，大部分时间呈现核心家庭的特征。但围绕育儿实践，因弱责任约束和强情感互动的关系具有非稳定性和高灵活性，代际共同居住的模式十分复杂。以情感互动为核心的代际关系，使“处得好”“怎么处”成为代际合作与否、如何合作的标准。因此，年轻核心家庭既可以与婆家合作也可与娘家合作，且双方父母都不会因此产生不满情绪。但在女性主导的育儿实践中，其更倾向于嵌入或吸纳娘家的支持，让母亲而非婆婆与自己共同育儿。因此，本地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从母居”、“从妻居”现象。
在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上，代际间呈现相互独立、有限支持的状态与渐进城市化特征。父代与子代家庭是独立的家庭财产单位，在有限资源和责任伦理下，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建立在自身能力基础之上。父代在子代婚后的务工收入以维持自身家庭开支和积攒预防养老为主，也会在有能力时为自己购买养老保险，其目的既是为减轻子代养老压力，也是为自己无劳动能力后不需看子代脸色而有零花钱。此类独立、平等的代际关系，决定了子代进城买房和城市化生活要依靠年轻核心家庭的努力。在有限资源禀赋和生活本位价值观基础上，年轻家庭也并未形成强城市化压力，而秉持以需求为主导的渐进城市化模式。
在代际关系上，父代与子代处于情感互动基础上的独立、平等关系。由于朴素的“抚育-反馈”伦理，代际互动不受伦理责任限制，反而生发出充足的情感互动空间。代际间的冲突与合作，均建立在情感互动的深度与广度之上，也不会形成资源纠纷和对父代资源的挤压。因而，此类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合作模式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
综上，在生活情感型家庭实践中，虽然家庭收入相对有限，但其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上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因此，本地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都呈现半现代化的特征，呈现嵌入市场的家计模式和彼此独立平等的现代家庭文化取向。此类家庭转型类型在西南地区十分普遍。
互动合作型家庭实践的核心在于，家庭资源较为丰富，父代有很强的资源支持能力，但在有限伦理责任下，子代需要通过情感互动强化父代的支持动力，家庭内形成资源与情感互构基础上的合作。父代强资源性和弱责任性，使其在与子代家庭互动中，既能掌握主导权也能保持独立性，父代处于相对强势地位，但子代家庭也有独立空间。
1.强禀赋-情感型家庭实践
案例4江苏泰州H村一位普通老人，在工厂退休后进入小区里做清洁工，现已有存款50多万，还想再挣钱，为孙子孙女每人买一辆40万的车。当女儿女婿想换车时，他表示不同意，但并不干涉年轻人的决定。由于女儿女婿资金不足，只能将计划搁置①此案例来源于笔者2021年7月在江苏省泰州市农村的调研资料。。
（1）家庭积累能力。在东部沿海资源禀赋较强的家庭中，家庭内部形成以工为主的家庭发展模式。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距离近，东部农村能够实现就地城市化，并具有丰富的市场机会，父代既有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也能深度嵌入市场中持续务工获得家庭收入，父代家庭积累能力极强。家庭总体收入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父代的社保收入，最低档为2500元/月左右，且会根据年龄上涨；
二是父代的务工收入，东部地区老人依托本地丰富的市场机会，在退休后也深度嵌入市场当保洁、保安等，甚至会打两份工，增加家庭收入，两个老人月收入最高能达到万元左右；
三是子代务工收入（见表2）。虽然社保已经能够维持父代的开支，但在持续的市场竞争中，本地老年人早已形成“六十大干、七十中干、八十小干”的劳动伦理。同样，子代依托本地市场也可以实现本地务工或自主创业，充分利用本地市场、社会关系资源，家庭整体资源积累能力强。虽然本地年轻人也会形成选择体面、轻松工作的路径依赖，但因开放市场中的高竞争性，他们也会从事进厂等工作，每月收入在6000～10000元不等。与完全市场化相对应的，是本地年轻人因早早嵌入城市而形成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其生活具有强发展性和强消费性特征，需要丰富的资源支持。
表2 江苏H村家庭收入
可以看出，本地处于发达市场区位，且因较为彻底的城市化，本地家庭需要与外来人口一样，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由于就地城镇化优势，本地通过征迁、进厂务工等早早完成城市化的生活转型，并产生远超于农村的家庭生活开支。再加上子代发展性和消费性的生活方式，使其对父代家庭的资源具有强依赖性。
（2）文化价值转型。在家庭内部代际互动中，由于本地有限的传统伦理底色和现代市场化因素的进入，家庭内部表现出强情感性特征，家庭内部合作以情感互动为基础。子代为获得父代的资源支持，需要通过情感互动、协商等方式强化父代的支持动力，形成对父代的资源依附，并一直持续到父代失去积累能力。
对父代来说，在嵌入市场和城市生活的长期实践中，他们仍带有浅度的乡土特征，但其受城市生活方式和现代观念的影响程度高，具有较强的现代家庭观念，更倾向于保持家庭独立性；
对子代来说，其名义上处于乡村之中，实质上生活在城市，并习得城市生活方式。因而，本地年轻人具有极强的追求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的现代特征，希望过上城市中产生活，并极为重视教育，试图实现面向省会或一线城市的再次城市化。但在具体实践中，子代对高品质生活和再次城市化的追求，意味着其要在日常生活和子代教育上投入巨量资源，其家庭本身缺少支付能力，父代资源成为支持其家庭发展的主要资源来源。
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建立在情感之上。一方面，父代在“为子女好”的朴素观念之下，因资源丰富，具有支持子代的倾向性；
另一方面，子代为了强化父代的支持动力，会通过情感互动提升父代意愿，如大事与父代商量、过生日送礼物等。父代清楚的了解子代的情感互动目的，但甘之如饴，使资源丰富的情感性家庭中，资源向下流动带上了温情脉脉的情感面具。
2.强禀赋-情感型家庭转型特征
互动合作型家庭是建立在强禀赋-情感型的家庭实践基础之上的，这一家庭类型表现出父代半现代、子代现代的现代化状态，在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代际关系三个层面表现出独特特征。
在人口和居住模式上，由于这一地区家庭现代化程度高，父代与子代都更强调家庭的独立性和生活隐私性。但子代具有缩减家庭开支的需求，便依托本地城市化及同城居住的优势，形成同吃不同住的家庭嵌入形态。这种家庭合作方式，既能降低子代家庭的生活开支，又能保持彼此独立的生活空间。即使有同住的情况，也只集中于育儿实践繁重的阶段，或因生活空间足够大能够保持彼此的独立生活空间。
在资源分配和城市化模式上，这一类型家庭呈现下行式资源互动与再次城市化的特征。由于已经完成进城任务并形成城市中产生活方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年轻人在保证维持现有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又形成了重视教育的育儿实践和面向一线城市或省会城市的再次城市化目标，家庭承担较强的发展压力。在情感互动和压力内部传导下，父代被软性整合到子代家庭发展之中，成为子代家庭发展的重要资源支持者，帮助子代完成家庭的再次城市化转型。
在代际关系上，代际间家庭具有独立性、平等性。但由于子代对父代资源的依附，父代既能保持独立，也能形成对子代家庭发展的话语权，二者处于微妙的均衡关系。子代虽是家庭中的主导力量，但为了获得父代的资源支持，又需要牺牲部分家庭自主性，如在换房大事上，如果需要父代的资源支持便必须参考父代意见，形成对其家庭盲目扩大化发展的牵制。
综上，在互动合作型家庭实践中，此类家庭在家计模式和家庭观念上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尤其年轻人已经完全实现了农村向城市的身份转型。虽然父代对子代的支持是软性责任，但子代再次城市化这一发展压力的家内传导，也强化了父代参与市场劳动及资源下行的动力。同时，父代也在支持的过程中，变相实现了亲权的回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34]。这类家庭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
本文通过构建“传统-现代”的理论模型，将纷繁复杂的家庭实践放置在清晰的位置之上，形成家庭转型的“谱系式”认识。从家庭资源禀赋和文化价值转型的双重视角出发，构建四种家庭转型类型并对其进行梳理，能够形成对转型期家庭四种实践样态在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代际关系上的整体性认识（见表3）。在此基础上，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表3 “谱系式”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的类型及其特征
首先，在家庭积累能力上，家庭所处区域的市场区位和区域文化发挥重要作用。市场距离近的地区，其附着于土地之上的收益和丰富的市场机会、社会关系资源，使家庭具有强积累能力，必然会形成父代在代际关系中具有主导地位；
市场距离远的地区，由于缺少市场机会，仅能形成工农共存的家计收入模式，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使家庭积累能力较弱，家庭发展能力有限。在区域文化上，区域间嵌入市场的程度及其受现代化观念的影响程度具有重要关联。在接受现代发展主义文化的地区，家庭积累的动力推动家庭积累实践，家庭的发展面向更强，父代对子代的支持性更强，代际关系依资源禀赋差异呈有限均衡或非均衡的特征；
而在村庄本身的社会文化基础强、受现代观念影响小的情况下，如村庄的宗族结构和生活本位的生活观念，都极大减弱了现代发展主义的影响，进而形成有限的资源积累动力，家庭的维持面向更强，代际关系更为均衡。
其次，文化价值转型上，地方的家庭价值基础和家庭现代化转型动力发挥重要作用。在伦理型家庭中，传统以父为尊、父子一体的伦理观念并未受现代和市场力量的冲击，依然保持相对完整，即父代依然处于伦理主导的家庭文化价值取向上；
但由于子代受现代化、市场化冲击的程度差异，使子代对是否秉持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产生差异。也就是说，当子代家庭并未产生强转型动力时，父代与子代便能形成伦理文化的内在认同，形成和谐的代际关系，其在居住、资源分配、代际关系上都十分和谐；
当子代家庭接受现代发展主义价值后，父代与子代便会产生冲突，且形成以现代化代表——子代——为核心的家庭转型实践，父代在居住、资源分配和代际关系上均受到挤压。在情感型家庭中，代际间有限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已经消融于现代家庭平等、独立的文化之中。同样，子代受现代化、市场化冲击的程度差异决定了家庭内部互动模式。当子代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动力弱时，家庭成员的互动就成为纯粹情感交往活动，不具有资源交换的目的性特征，居住、资源分配和代际关系都独立且均衡；
当子代家庭转型动力强时，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互动就成为资源交换的手段，通过情感强化父代向子代的资源流动，形成互动合作型家庭关系，资源以向下分配为主，代际关系处于有限均衡状态。
因此，从家庭资源禀赋和文化价值转型的双重视角出发，“传统-现代”的理论模式能够突破单一的家庭经验碎片，形成对转型期家庭的完整认识。在中国传统家文化和加速现代化转型的基础上，中国家庭变迁中的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发生重叠甚至冲突，进而在同一时间截面呈现出多样化的家庭实践样态。这也说明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并未如家庭现代化理论所言，呈现从大家庭向个体家庭、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序列转型特征，而是展现出丰富多样的实践内涵。因此，深入学界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等领域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设下的转型及其修正，更强调抽象意义上的理论对话与片段性解读，而抽象、普适性的“世界家庭”，无法成为中国现代家庭的模板。中国家庭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相互交叠，构成了家庭现代化转型的独特内核。
本文通过对家庭实践的剖析，试图对中国家庭形成整体性的经验认识和理论推进，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本文将家庭本身作为经验对象进行剖析，将看似个体选择的家庭实践放入到现代化转型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实践的内在规律。在快速社会转型期，中国私人生活发生巨大变革，家庭内部的个体主义成为家庭转型的趋势[35]。但在深究“为自己而活”的个体主义实践中[36]，必然无法窥探家庭转型的全貌及其内在规律，无法理解家庭在面对社会风险、家庭危机时展现的韧性与能动性。其二，本文将“家”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以“家”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在家庭领域的研究中，如果仅建立以实体性家庭为对象的研究，便无法从“家”的角度理解整个社会及其变迁轨迹[37]。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其变动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刻体现，只有将家视为整体、视为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切口，才能真正意识到家庭稳定转型之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当然，本文也存在诸多不足。传统与现代是当前历史发展的主要轴线，因此其内涵十分丰富，本文仅选取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两个部分，必然无法涵盖现代化转型这一丰富的议题及其实践。更为重要的是，现实远比理论更为复杂，本文虽尽力为转型期每种家庭类型找到其在“传统-现代”发展轴线上的位置，但总归无法穷尽，相关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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