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斯诺夫妇对中共军队的观察与书写*
★ 张德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一些外国记者曾深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报道，其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及其夫人海伦·斯诺（H.F.Snow）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斯诺夫妇①斯诺夫妇1932年底结婚，1949年离婚。1937年、1939年曾分别前往延安进行采访，还曾亲赴中共抗日前线，写有《红色中国内幕》（《续西行漫记》）《延安采访录》《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等著作，另有两人所写的个人传记《复始之旅》与《我在中国的岁月》，这些著作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进行了大量报道。目前学界对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研究较多，本文则是专门关注全面抗战时期，斯诺夫妇对中共军队日常生活、作战及军队人物的观察与书写②目前学界对斯诺夫妇与抗战的关系，多是研究他们在抗战中的具体活动或对抗战的认识。如：赵德教、赵文莉：《埃德加·斯诺与中国抗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尹均生：《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斯诺夫妇》，《前线》2015年第10期，及其《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与抗日战争》，《党的文献》2015年第5期；
王奇：《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对中国认识的异同：以埃德加·斯诺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2期。但有关斯诺夫妇对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观察却研究较少。，以求从来华外国人亲历者的视角，揭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由于当时中共军队对外国人而言颇为神秘，故斯诺夫妇在实地了解中共军队实际情况后，在其论著中对中共军队的政治工作、文娱生活、衣食住行、军容军纪等方面都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真实形象。
斯诺夫妇对中共军队整体印象颇佳，给予高度肯定。斯诺夫人1937年5月至9月曾在延安采访，亲历了全面抗战前后中共军队从红军到八路军的历史变迁。斯诺夫人对中共军队的集体主义精神与良好军纪给予称赞：“有几点使我对红军特别感到惊异：他们严密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劣势的装备和精湛的本领，他们对政治的认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们民主的精神和自豪的气概——他们虽然过着几乎一无所有的世界上最苦的‘苦力’的生活，但在事实上，他们无疑是中国最幸福的人。”①［美］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马庆平等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37页。特别是她还注意到中共军队的牺牲精神，她认为：牺牲精神既重要、又复杂，以致于应该用整整一章来叙述，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信念：“牺牲至上”。年轻人总是无所畏惧的，但在家长制的中国，“牺牲至上”这一信念却使革命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献身精神。②［美］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马庆平等译，第37页。斯诺则肯定了中共军队的革命意识：“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它的军事技术或它老于战斗的领袖们的手腕更有意义的事情，无疑地在于它极高度的革命意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今日的八路军和昨日的红军之间并无根本的不同。当那些老战士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一部分，从他们的帽子上摘下红星的时候，他们并没把它丢掉。他们里面许多人把它钉在上衣上。”③［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70页。
斯诺还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整体性的概括和描述，并涉及了其与国民党、共产国际的复杂关系。他认为：“首先，共产党军队完全是由志愿兵组成的；
新四军呢，据我所知，是国内唯一没有征兵和被强制服役者的军队。第二，它几乎完全靠老百姓的拥护而生存，这种拥护是以它所给予老百姓的待遇为条件的。第三，八路军是国内军饷最少的军队。当人们为了每月分文全无的收入而死时，他们一定坚信着一个极伟大的使命，对于他们的领袖一定有绝对的信任。”④［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272页。这些叙述都符合当时历史的实际。对于中共军队与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系，斯诺也有观察：“在战争期间，所有共产党的军队，象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承认蒋介石为最高军事领袖。但是他们并不对他搞偶像崇拜。例如，他们并不象其他部队被教导的那样，一听到蒋的名字就站起来立正。他们尊敬‘老蒋’不过因为他是抗日斗争的大元帅和国民党的领导人。”⑤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17页。而且他还注意到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特别强调了中共的独立自主，认为：中国共产党远离共产国际那些“超级头脑”，有着自力更生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控制着自己的土地，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它的“情况与其他所有由共产国际建立的政党都极为不同”。⑥［美］伯纳德·托马斯：《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
中共军队的政治工作独具特色，斯诺夫妇在报道中给予重点叙述。如斯诺称：“我们已经从新四军方面看到政治训练在共产党军队的训练中的任务，以及它在加强士气纪律上面的价值。领袖们说：八路军所受的一切训练；
十分之四是政治性质，只有十分之六是军事性质。自下而上，每一个单位，除了一个军事领袖之外，都有一个政治领袖，后者补前者之不足。在作战中间，指挥权完全在那军事领袖手中，但是在其他事情上面，两个人共同行使职务。”⑦［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270页。他考察新四军后认为：“新四军的力量是基于它的政治教育制度。每个军事指导员都有一个同级的政治指导员与他并肩工作，每个部队，在连以上的，都设有一个政治部，负责进行军队的教育与民众的宣传等工作。军事的与政治的决定，都在士兵之间讨论，而每一个重要的决定或改革，都要得到全体的赞同与谅解。”⑧［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05页。可见他对当时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客观的描述。
斯诺夫妇还关注了中共军队的日常生活，从微观视角向外界展示了有血有肉的红色军队形象。如斯诺夫人称：“语言成了红军的一大难题，因为士兵们来自全国各地，操着许多不同的方言，有些方言对异省士兵来说，压根儿听不懂。在那个领土广阔的国家里，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⑨［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安危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291页。在军队的文艺活动方面，斯诺夫人写道：“在红军队伍里，唱歌成为一种新颖、普遍的活动。人人都唱，一有机会就放声高歌起来。《迪克西》新填了中国的歌词，成为延安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整个山谷里回荡着士兵们的歌声，尤其在美丽的日落时刻，晚饭之前更是如此。”①［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安危译，第292页。斯诺还提及了八路军生活的艰苦：“十八集团军里的人谁也不通过战争赚钱。军官和士兵每月只领几块钱饷，以解决个人的需要。他们吃、穿、住全都一样，而且和农民共甘苦。这不是甘地式的禁欲主义；
他们都希望有更富裕的生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每一块钱和每一碗饭，争取实现自给。”②［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411页。斯诺夫人同样关注到红军的衣食住行并生动地加以描述：“当然，红军在延安没有喝酒，甚至没有茶：他们喝的是白开水。他们都是义务兵，没有薪水，都想尽量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为革命立功……男人们缝衣服、补衣服、洗衣服，可是，从来没见他们烫过衣服。人人梦寐以求，都想在衣袋里插上一支自来水笔，即使不能用，也千方百计地想搞到一支。凡是摩登的东西，士兵们都很喜爱，参加体育训练时，许多人穿着带红道或其他图案的白色运动鞋。”③［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安危译，第291页。
斯诺夫妇还注意到中共军队的管理民主及军纪严明。如斯诺观察到新四军的日常工作：“政委还教士兵文化，同他们一起分析政治问题，协调他们的文化学习和其他活动，如宣传、卫生、群众工作和文娱。在政委指导下设立士兵委员会，通过体育游戏、学习和政治辩论开展生动活泼的新型集体生活，而这是中国军队中史无前例的。”④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92页。他对八路军部队的管理也有观察和记录：从军到师，每一个单位都有它选举出来的士兵委员会，来跟那政治领袖合作，进行该单位范围广大的军事以外的活动，如识字、文化俱乐部、游戏和唱歌、民间宣传工作以及“八条纪律”的实行。这“八条纪律”除了几处措辞的改变，在八路军中跟以前在红军中是一样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与人民建立友好关系。⑤［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270页。在见证了国民党部队的军纪涣散后，斯诺夫人在1937年9月还特别描述了红军的良好军纪：“红军行军从来不带帐蓬，而睡在空地或农民家里。他们为一切东西付钱，甚至连借炉灶用几分钟也要付几个铜板，红军在苏区做买卖时使用苏区钞票，在别处则用国民党的钞票。无论他们晚上多么疲惫，出发之前也要把地板、院子和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严格地遵守军纪。在经过干热荒凉的山谷时，我们有时会遇到瓜田和果园，可红军连头都不抬一下。瓜果价钱昂贵，他们却穷得只买得起吃的小米。他们在‘共产’运动中如此尊重私有财产，这确实是令人惊奇的。显然，正是由于这种廉洁作风，他们多年来一直得到农民的支持。”⑥［美］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马庆平等译，第260页。这些细腻的细节描述，也会让读者对红军形成清晰的认识。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斯诺夫妇对此也保持了高度关注。他们在论著中对中共军队的具体战术、战绩、军民关系、武器来源等都进行详细的描写，对外界了解中共抗战作战情况提供了绝佳的参考资料。
1937年8月下旬，国共双方达成了中共军队改编的消息，斯诺夫妇对此重要变化高度关注。9月3日，斯诺夫人在给斯诺信中报告了红军改编的消息：“红军改编后的名字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其他的军队一模一样了。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这是长期以来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国民党想让自己的人担任总司令以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现在，他们全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全军的被服、粮草均由国民党供给，不再佩戴红星、红领章，在前方也不再举红旗了。这里的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开赴战场。当然，他们要求同日本全面开战，进行彻底、坚决的抵抗。到处修建了防空洞，一切有关人员冒雨开往前线。”①［美］海伦·斯诺：《延安采访录》，安危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359页。对于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消息，斯诺则这样描述：“新四军的核心力量是一九三四年老红军主力撤向西北时在江西的几个‘袋状地区’留下的共产党力量的幸存者。当日本军队侵占长江下游时，蒋介石命令这些残余部队整编成在统一战线指挥下的一支国军。领导新四军的是老共产党员项英将军和非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出身的叶挺将军。他们的战斗部队大部分是在长江以北的敌后。”②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140页。斯诺夫人则对红军整编加入国民党军队，自主权有所丧失，对其形成情感认同，感到恋恋不舍，颇有诗意地称红军帽子上的红星“被埋葬在长征中了”，但这颗红星“依然漂亮”。③［美］凯莉·安·朗恩：《海伦·斯诺评传》，马焕玉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146页。
斯诺夫妇还关注了中共军队在抗战敌后战场中的不断壮大。1938年，斯诺夫人这样记录八路军在华北的活动：“当国民党依旧在军事紧张的‘焦土’政策底阶段，中共已经在华北巩固起来了，从对日战争开始以来，过去十万的红军已经扩大了三倍，并且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的占领区域里，发动了游击战争……在将近七月的时候，在日军占领之下的华北每一个省份，似乎都有第八路军的游击队活跃着。”④斯诺夫人：《觉醒了的中国（续前）》，《译丛》1938年第47期，第14～15页。她还关注到新四军的发展：“由于当地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民自愿参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七年底，江、浙地区被日军占领。据称新四军有五万到十万义务兵，武器装备各个不同。汉口政府给他们的钱，足够基本开支；
至于其余部分，他们依靠当地的爱国运动解决。传到上海的报告表明，这些部队已是训练有素、在作战地区深受人民欢迎的武装力量。”⑤［美］海伦·斯诺：《延安采访录》，安危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6页。斯诺则介绍了八路军的不断发展情况：“中国数千万人所熟知的八路军，是中国最大的游击部队，从陕西的黄土高原和宁夏的草原向西北延伸到内蒙古，向南延伸到山西和河北，向东一直穿过了山东到达了黄海。”⑥［美］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为民主奠基》，安危等译，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他对新四军在战斗中增进力量作如此描述：“到了1938年12月，新四军的兵力已增至7万，据宣称有四万多是武装了的。他们的游击支队曾与日本前哨和驻防军在60多次小规模战争中交战过，大多数是获得了极大的胜利；
新四军小心地选择自己的战场，打了几次极少的败仗。”⑦［美］斯诺：《中国的新四军》，张世表译，《华美》1939年第2卷第7期，第163页。斯诺还介绍了新四军在敌后抗战中的具体贡献：“他们给予敌方交通线的损害，比给予敌军的伤亡还要严重；
最重要的新四军得到民众组织的协助，使敌方无法巩固军事胜利，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因为新四军主力的极端流动性，迫使敌方不能不维持极大兵力，以保持所有的战略据点。”⑧［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11页。斯诺夫妇的这些叙述也是对中共敌后游击战的直观认识。
斯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将士都曾进行过采访，特别是其撰写的长篇通讯《在日军后方的项英的一支铁军》在美国的《亚细亚》英文月刊1939年5月号发表，受到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他在该文中对新四军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新四军存在的困难：“新四军又不比八路军般可以找到一处重要的训练根据地，有的都是在很落后的村庄中，在那里的经济设备简陋得连最简单的手工业，还要从外面去借用技术和原料。”⑨潘汉年等：《大刀向鬼子砍去：抗日烽火中的中国》，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6页。他还看到新四军整编后，虽然战士很多，却极度缺乏武器：“但是这种困难在新四军心目中是不难克服的。他们本来不是雇佣兵，现在更愿意把他们的饷银作为购置兵器之用。最近以来新的步枪已从香港源源运入，其余的自福建海岸输入，从华南运入的轻机器和工具已使新四军可以建造了几座流动兵工厂，制造手榴弹、炸弹、迫击炮、粗质的步枪、大刀、刺刀和枪弹。”⑩［美］爱加·斯诺：《在日军后方的项英的一支铁军》，《良友》1939年第143期，第15页。而且他还提到新四军初期曾得到国民政府的军费拨款，后因其壮大而减少的情况：“新四军的军事进攻，跟这军队的别的工作一样，简直没有得到军事委员会的援助，不但没有援助，而且不断阻挠该军建立自给的经济根据地，否则他们的进攻活动决不会限于此种程度。”①［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12页。除了新四军外，斯诺还对困难条件下，八路军如何获得武器进行了分析：在战争中间，又没有政府的补充，枪力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五十，这是怎样成功的呢？所增火力的来源，包括从日伪军夺获的枪，盗匪缴的械，人民捐助或从贩子买来的枪。因为获得了阎锡山撤退时遗下在太原兵工厂里的武器，八路军的实力增加了大约三万支枪。这些枪被取了出来，分给自卫团和山西青年救国会，它们后来组成山西新军，现在编入八路军指挥之下。在重行训练和收编打败仗的逃兵、散兵和残部，独立的游击队，以及地方保卫团之中，获得了大约四万支新枪。除了步枪和身旁佩带的武器以外，八路军的配备包括机关枪和炮，以及从敌人夺获的大量杂项军需品。②［美］斯诺：《中国见闻录》，星光编译社译，香港：星光出版社，1941年，第270页。同时，斯诺还对新四军、八路军面临的不同情况进行了比较：“新四军在组织民众时所遇到的困难，比之他们北方同志（指八路军）要大得多。在南方，跟华北晋察冀边区那样的战时统治，是无法建立的。国民党爱惜他们前时在长江三角洲的政权，他们禁止新四军创立某些机关，以进行必要的政治的与经济的改革。新四军克服一个城市，国民党立刻恢复前时那种党部的统治，没有人民的议会，也没有民主的政府，他们又不许新四军在后方设立有组织的根据地，象八路军之以西方延安为根据地一样，甚至他们在乡村里开办的学校、医院和工业，也要他们自己派兵保护。这样说来，成为他们唯一的根据地的，只有民众的爱国情绪了。”③［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05～106页。由此也可看出，新四军在当时遇到的困难比八路军更多更大。
斯诺还对中共军队在抗战中的灵活机动的军事战术进行了分析：“在实践上，共产党军队用三种主要的作战方式，并用不同的技术方法发展每一种。这三种是（一）游击战，（二）运动战和（三）机动战。第一第二两种被认为是完全攻势性质；
而按照预定计划的迅疾和熟练的分散，实是对于作战逆势的唯一防御手段。只有在机动战中，共产党军队的战术才包括积极保卫点线的准备。然而即在后一场合，也把阵地看作是暂时性质，当它们已经尽了掩蔽突击行动或流动部队撤退的任务的时候，就予以放弃。共产党军队决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绝对的流动性和优势兵力火力的迅疾集中为基础的――进攻战术和积极主动的作战观念。”④［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277页。而且他还特别介绍了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抗战、持久战等战术：“全民持久抗战”是以中国人数和空间的最广大的利用为根据的。日军连巡逻他们蹂躏区域大约三十万个乡村的一半的人力都没有，巡逻的尝试者无论如何在财政上自招灭亡。所以他们设法以占领战略的“内线”、城市、公路和铁路，并“胁迫”内地投降，而停滞抗战和巩固他们的力量。但是全民抗战的理论是以下述一事的可能性为基础的，即是把每一个乡村变为抗战根据地，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把日本战略的“内线”改变为防御的“外线”。⑤［美］斯诺：《中国见闻录，星光编译社译》，第272页。对于当时中共军队以敌后游击战为主的战法，遭到国民党批评，斯诺也给予解释：“有人贬低游击队的领导人，说他们为什么不更频繁地攻击敌人的大据点。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缺乏军火工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使想出巧妙的办法也无法完全克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军大概有二十个师，他们有机枪、步枪和一些迫击炮，装备还不错、然而一向缺乏大炮、弹药、高级炸药和运输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打速决的、得过于失的战斗。”⑥［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412页。斯诺夫人还对八路军开展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进行了详细解释：“第八路军和政治工作者置身在危险的工作里，他们避免和日军的对垒战，因此使敌人的大炮，飞机，坦克车和无数的组织于无用。并且用截断交通线和用夜袭来减弱敌军士气的方法，来驱使敌人逐渐走上癫狂的道路。因此当日军集中攻击南方的中央军的时候，八路军就利用时机，在后方大肆活动。八路军将他们的军队分成许多很小的流动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深入到各处，组织游击队，并且到处武装民众。”①［美］斯诺夫人：《觉醒了的中国（续前）》，《译丛》1938年第47期，第15页。正如斯诺夫妇所言，中共军队正是在敌后战场坚持游击战、运动战等不同战术相结合，取得了对日伪军作战不俗的战绩。
斯诺夫妇还特别分析了抗战时期广大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支持，认为这是中共得以生存壮大的有力保障。斯诺夫人记载：“共产党人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物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民众，能够给的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兄弟的情谊，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与民众‘生死与共’。由青少年组成的整个军队会自愿地同民众生死与共（所有的红军士兵都是不领薪水的义务兵），会被消灭，但是新的军队就会随之而产生。”②［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安危译，第284页。她还提及八路军在根据地发动民众抗战的具体情况：“日军占领着铁路线和公路线，而八路军则在这些铁路线和公路线的中间工作着；
为了未来的长期抵抗而组织农民。县政府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当地的动员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协助军队，并且招募义勇军以组织人民自卫军。”③［美］斯诺夫人：《觉醒了的中国（续前）》，《译丛》1938年第48期，第13页。斯诺这样谈及民众对新四军的支持：“一个动员了的乡村，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这表现在军队作战时民众跟着作战。这表现在获得胜利时全体都很欢欣，因为大家帮着得到这次胜利。这表现在一个士兵出发作战时，他晓得自己要是受伤，决不会被丢弃在战场，将有人民志愿队来拾救他们，或把他们送至医院，或把他们藏在乡村里，等到敌军返回防地。因为战士的威望已经提高，不是佣兵而是志愿兵，家族已不再以当兵的儿子为‘废铁’了。”④［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06页。对于八路军与民众关系，斯诺写到：十八集团军战地司令彭德怀将军有一次对我说：“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们在人民之中如鱼得水。”他的军队只有通过巧妙利用他们的两个有利条件：人多和地广，才发挥出他们的力量。作为他们后盾的千百万人民只须提高他们的机动性，就可以产生无穷的力量。⑤［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412页。斯诺还采访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了解到当时新四军的军民关系：军队必须成为人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取得成功。“军队是人民的武器。因此军民是一家人，应该同甘共苦。”这在早已统一的民族国家里也许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却需要在教育和实践中一再强调，才能使人民真正相信。国家军队和人民军队是新提出来的名词。我相信“人民军队”这个词还是共产党第一个使用的。⑥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92页。中共军队形成的和谐融洽的军民关系，也是在斯诺夫妇笔下与国民党军队显著不同之处。
斯诺夫妇还记述了中共军队发动民众抗战取得的突出抗日战绩。斯诺写道：“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它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万的青年农民已经为这个很少为外界所知的斗争献出了生命。这个战斗地区具有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最民主的制度。它的政府很廉洁，可以说有效地驳斥了‘老中国通’中间一种普遍的说法，即认为中国人做了官是一定要贪污腐化的。”⑦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160页。斯诺这样介绍“人民战争”并作出分析：“成千上万的村庄是这个‘人民战争’的活动场所。战争的组织者都是有为的青年，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联合改编的十八集团军所鼓舞和训练出来的。领导这些军队的是中国的老红军将士，他们是在十七年连续内战和卫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惊人的艰苦经历。”⑧［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401～402页。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斯诺第一时间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纸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实过程，对国民党进行了批评。他记述了该事变的影响：这次事变并没有完全消灭新四军，却严重破坏了国共两党关系。委员长硬说事变的起因是新四军“不听命令”，不但从此撤消了对新四军的一切援助，也撤消了对八路军的一切援助。从那时起，他们不仅领不到军饷弹药，而且被强大的政府军团团封锁，无法从中国的自由地区得到补给。①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209页。斯诺也因这些报道得罪国民党当局，被迫在1941年2月离开中国。皖南事变数月后，斯诺在美国发表的一篇针对该事变的挖苦性的评论中还称：“从死亡人数和被俘人数来看”，国民党打败了新四军，是台儿庄战役以来国民党取得的最大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军事胜利”。②［美］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柯为先等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
斯诺夫妇在全面抗战期间，特别注重对中共军队将领的采访描写，在他们的《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红都延安秘录：西行访问记》《红都延安采访实录》《延安采访录》等著作中收录了大量中共将领的个人专访③斯诺夫人在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5～6月间，曾在根据地采访了朱德、彭德怀、罗炳辉、肖克、徐向前、林彪等将领，但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这些人物涉及中共军队领袖及前线将领，展示了中共军队人物坚韧、亲民、务实、廉洁的人物形象。
斯诺夫妇对中共军队的将领、士兵进行了综合评价，并通过两人先后的采访不断完善相关人物细节。斯诺写道：“与其国民党对手相比，中国杰出的共产党人更为西方化，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更加浓厚。他们不是手上长老茧的无产者，他们多数属于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先由我开始收集材料，后经我妻子加以充实而写出来的传记表明，在五十位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中间，只有两三位是真正的无产者（他们与农民和知识分子不同）出身。”④［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宋久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06页。斯诺还写道：“经过二十年的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了一种独立的民族革命传统，这一传统在同志情谊的熔炉中经受了战斗的考验，人人休戚与共，领导人之间团结一致，这一点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做不到的。”⑤［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宋久等译，第203页。斯诺夫人在笔记中则将青年士兵描写成面带微笑的男孩子，说他们“充满阳光的面孔”“红润而褐色的皮肤”“非常干净”，将年龄小一些的士兵，描写为中共扩大教育的受益者，说他们思想敏锐、精神饱满。⑥［美］凯莉·安·朗恩：《海伦·斯诺评传》，马焕玉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127页。
与斯诺的观察不同，斯诺夫人作为女性还特别注重采访中共军队的女战士，曾当面采访蔡畅、刘群先、康克清、李坚真、刘英、邓颖超等人，并写有记述她们革命经历的传记。如她对女红军的整体印象是：“这些妇女不用丈夫的姓，人们所知道的是她们自己的姓名或革命的化名，她们认为自己在革命工作中有独立的身份。她们都身着正规的军服，戴军帽，留着男孩子气的短发，远看和正规的战士一模一样。”⑦［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等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对于这些革命妇女的出身，她认为：“这些苏维埃妇女的身世有两点使人印象最深：第一，刘群先、康克清、李坚真的成长显示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巨大潜力，她们中有两个人原先是被当做弃儿卖掉的。第二，蔡畅、邓颖超、李伯钊、危拱之、刘英、贺子珍等人的革命经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中体质单薄的女学生的坚强毅力和决心。蔡畅、邓颖超、李伯钊由于红军中生活艰苦，都曾经染上肺结核病”⑧［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等译，第180页。。当时社会舆论对中共女性革命者关注较少，而斯诺夫人的叙述则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素材。
斯诺夫妇对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军队领袖还进行过比较研究。如斯诺夫人认为：“毛泽东和朱德，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甚至连中国的一些人也以为‘毛朱’是一个人。毛泽东是智囊，是理论家，是主席；
朱德是心脏。”⑨［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安危译，第280页。她还认为：“毛泽东是那冷静的政治头脑，而朱德则是这斗争的热烈的心腹，使他们的斗争得到实际行动的。他们彼此显然是辩证地相反，却又是相同的。他们是同一个有机体的分化的两部分，具有完全谐调、可是纯然不同的机能。”①［美］斯诺夫人：《西行访问记》，华侃译，上海：译社，1939年，第69页。对于朱毛两人在中共革命过程中的密切配合，她曾给予深入分析：“毛泽东所贡献的一切，都由朱德用他对于红军的控制而加以补足。共产党之能对红军保持那种惊人的纪律，其若干主要的原因之一，无疑地就是朱德对政治统帅的忠诚和顺从。军事的势力与政治的势力绝无斗争，从朱毛起一直到各军将领以及他们的政治委员，都是如此。这种朱毛的联合，幸运得很，不是相争的，而是完全相辅助的。”②［美］尼姆·韦尔斯：《红都延安秘录：西行访问记》，华侃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38页。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斯诺夫人总结道：“当毛泽东希望在人们世俗的思想里爆发火山的时候，周恩来像工程师一样紧跟上来，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他非常仔细地注意到每一个环节，极其擅长打交道的艺术。古代的官吏没有一个能在智谋上超过周恩来。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把不可能的事变为现实’的艺术；
周恩来主义则是一种‘把可能的事变为现实’的艺术。”③［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安危译，第286页。斯诺夫人还认为，在苏维埃机构中，彭德怀的地位仅次于朱德和毛泽东。毛被人们看作在后方出谋划策的神秘的“天才”，慈祥而年长的朱德则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而彭德怀就是一个最接近军队生活的人了，因为他常常作为野战指挥员在前线活动，领导着他的红一方面军，并代表着红军总司令朱德。④［美］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马庆平等译，第29页。斯诺还关注到毛泽东与朱德的廉洁，他在1944年出版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书中写道：毛泽东仍然身无分文，是军队给了他衣食。朱德曾经很有钱，但他把全部钱财捐给了军队，现在除了自己背上扛得动的行李以外，别无长物。⑤［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410页。斯诺夫妇作为亲历者的认识，可谓恰如其分的评价了抗战时期中共革命领袖的地位和个性特征。
斯诺夫妇多次采访过毛泽东，对其印象深刻。1937年8月13日，斯诺夫人采访毛泽东后写道：“毛泽东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假如他是这样的话，中国的许多事就会大相径庭。他灵活机动，愿意变革，乐于学习，尤其是有耐心一直忍耐到一触即发的时刻。他等待极度消沉的时刻，然后采取行动，争取命运的转机，不能太急，也不能过迟。他顺应历史，又走在历史的最前头。”⑥《毛泽东自述（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1939年9月24日，斯诺采访后，认为毛泽东是公认的中共领袖：“他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寻常地结合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气的常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他像以前一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夜为这个目的进行着工作。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了解着世界大事，分析着政治形势。”⑦《毛泽东自述（增订本）》，第163页。他对于毛泽东处事作风及领导共产党的能力也颇为赞赏：“在讲话方面，他有办法可以把一个最复杂的问题说得未受教育的人也能懂得。他熟悉许多俗语和例子；
他从不对听众说无关紧要的话，也从不驳倒他们。在他的听众之间，有着真正亲密的交流，他似乎常在接触他们的。革命运动需要一个领袖对于未来事情有比任何人先见一着的能力；
而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成功的，他的群众非常信任他的判断。”⑧［美］斯诺：《中国见闻录》，星光编译社译，第223页。斯诺夫妇对毛泽东形象的大力介绍，也极大影响或改变了当时外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斯诺还对采访过的国共两党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过比较：“毛和蒋之间有着突出的相似之点和相异之点。两人都有坚强的意志。毛为了自己的事业，大概可以同蒋一样地无情，他也是精力充沛，富于主动性，有决断，他是干练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从社会进步的观点来说，毛本质上是革命派，而蒋则是保守派。蒋是一个内向的人，他似乎时常有意强调自己超脱于群众之上，以保持中国关于权贵的传统。毛则一点也不神秘。他并不声称自己是永远不犯错误的。我听到过他承认犯了错误，而且他并不因为改变自己的主意而感到羞耻。”①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117页。
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引起的巨大反响，其后续的著作也引起国外读者的高度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仍存有各种不信任与质疑，而斯诺夫妇从外国人的视角用他们的第一手报道展示了中共军队及其领导人的正面形象，向外界特别是国外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解答了国外有关中共军队所关心的问题，从而向世界宣传介绍了中共抗战。当然两人的观察与书写也有差异，斯诺是一位学者式的记者，其关于“红色中国”的报告文学类著作“把事实的报导与理论的分析渗透起来……有着具体而丰富的内容，有着正确的进步的见解，通过通俗，流利，活泼，动人的笔调表现出来。”②建华：《推荐〈中国见闻录〉》，《知识与生活》1941年第1卷第12期。斯诺夫人则更像是一位抄写员，把她的大部分材料以其原始形式展现给读者，很少加入综合性的分析。③［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郑志宁等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63页。斯诺夫妇带有“左翼”政治倾向，比较同情支持中共抗战，他们对中共军队的观察报道，注重实地考察与访谈，保证了其报道的真实客观性，从而为中共军队的形象正名，而且这些作品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战时期中共赢得外界的支持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斯诺夫妇的报道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共军队的各种污蔑，带动了更多外国记者深入中共根据地进行采访，而且斯诺曾多次面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其汇报了对国共两党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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