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制造的幻象：论“躺平”文化的生成与治理
秦 飞 邓纯余
在网络语言流变的催动之下，“躺平”作为网络亚文化议题迅捷地进入大众视野，并引发社会广泛热议。作为自媒体时代的网络亚文化，“躺平”文化在形式上表现为青年在网络空间掀起的话语狂欢，实质上是青年文化主体面对社会压力情境的一次集体情绪展演。“躺平”文化以戏谑与衰丧的话语风格，以非主流、娱乐化、碎片化的叙事方式撩拨着当代青年“欲躺难平”的矛盾心理。面对“躺平”这一“次生文化现象”，教育者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一场网络狂欢而一笑了之，也不能将其简单地定性为一种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横加贬斥，而是要具体地把握“躺平”文化的社会表征与生成逻辑，防范“躺平”文化消费异化造成的风险舆情，深入地探究“躺平”文化的负面功能及应对之策。
“躺平”的出圈源自网络社交平台的热帖《躺平即是正义》。2021年初，一名自称“好心的旅行家”的网民在百度贴吧发布该网文，以戏谑、衰丧、自黑、自嘲的话语表达方式描述了两年来的生活状态，用“去横店躺尸”叙述“两年多打临工”的窘况，以回归“第欧根尼”式生存样态的生命觉解意识，发出“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的感慨，表达了一种“低欲望、低需求、低消费、少社交”为特征的生活姿态与社会心态。[1]随后，一场关于“躺平”的话题大讨论在互联网平台被迅速引爆。新浪微博指数显示，仅在2021年5月28日，“躺平”作为关键词被提及的次数高达1605373次。百度搜索指数显示，“躺平”一词的搜索量在2021年5-6月间处于井喷状态。5月31日达峰值170011次。知乎问答社区平台显示，2021年5月26日，关注“如何看待年轻人‘躺平’的现象”话题讨论的人数达5359，页面浏览5140958次。赞同网民“晚霞中的灿烂少年”描述的“躺平观”的有6522人。[2]截至2022年12月，国内最大的青年社区bilibili关于“躺平”主题的视频多达1000余条。以“打工人精神是永远的神”“不会吧，白岩松，咱可是读书人”“不会有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吧”等三个播放量均超百万以上的视频为例，网络评论的方式包括了与UP主互动、对UP主的评价、视频内容的评价等不同形式，评论内容涉及打工、工作时间、购房、啃老、结婚、生孩、就业等多方面话题。可见，“躺平”作为一种现象级网络亚文化，已然引发全社会尤其青年群体的广泛关注。
抵制社会“内卷”，表达社会压力产生的普遍焦虑，释放无奈与无助的社会情绪，是“躺平”文化出场的社会语境。作为“爆款”网络热词，“躺平”入围“2021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青年人凭借媒介技术在网络平台制造出五花八门的“躺平”符码，津津乐道、乐此不彼地消费“躺平”文化，塑造出公共文化空间的一道景观。随着“躺平”文化的强势出圈，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南方日报等主流媒体相继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未富先躺，绝非正义”，呼吁年轻人“偶尔‘躺平’无妨，莫忘继续奋斗”。网络“大V”、公众号等自媒体纷纷展开相关话题讨论，主张“理解躺平”“拒绝躺平”，号召“站起来，别躺平”。部分学术期刊也开辟专栏，组织专家学者对“躺平”现象开展理论研究。“躺平”不仅成为日常生活的流行语汇，而且成为资本大鳄捕捉的商机。阿里巴巴以资本运作的方式抢注“躺平”系列商标达91次。这一切现象足见，“躺平”已从网络流行语汇成为全社会关注和热议的舆论议题，它不仅在大众文化领地横亘起一座现象级亚文化城堡，而且成为一种与主流文化相颉颃的网络亚文化。
“社会表征”借用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提出的重要概念。作为一种理解和掌控社会环境的思维形式，社会表征理论为了对群体的认知和行为作出解释，强调社会心理现象只有在宏观文化环境中才能得以充分认识。时下勃兴的“躺平”文化契合了社会表征具有的集体创造和社会共享的根本特征。虽然“躺平”在文化样态上表现为互联网场景中的符号叙事，但究其实质，则是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的一次狂欢，映射着一些亟待直面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躺平”文化释放了社会“内卷”产生的焦虑和压力
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亚文化作为底层阶级在面临“地位挫折”(status frustration)时“问题解决”的行动，是弱势群体对统治阶级的抵抗。“躺平”文化的出场，既非年轻人文化创造力的刻意展演，也非顾影自怜式的无病呻吟，而是青年群体面对社会“内卷”时发出的无奈慨叹。所谓“内卷”，指系统内部的恶性竞争降低了个人“收益努力比”的现象，是努力相对于回报的“通货膨胀”。“躺平”文化作为“青年自我表达在普遍叙事意义上对抗‘内卷化’社会的一种方式”[3]，是青年群体在压力情境中为自身建造的“精神桃花源”。智联招聘网络调查显示，2021届毕业生的月薪期望值区间为4000～6000元，相比2019年降低了2000元左右。专科、本科、硕士毕业生群体认为“就业竞争非常激烈和较为激烈”的人数占比分别为87.7%、88.7%和87.8%。[4]在新冠肺炎疫情与就业形势的双重夹击下，2021届毕业生就业心理重现“佛系”心态。面对就业难、买房难、结婚难，青年“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的生活热情逐渐淹没在“我太难了”的情绪冰水之中。恰如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所言，“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情绪，我们要在情绪的世界里生活得更好。”[5]“躺平”文化以其诙谐幽默与自嘲自黑的个性化媒介话语叙事吸引了网民的眼球，以“工作糊口就好”“回到老家”“拒当韭菜”“活着就好”的“躺平”镜像挑逗着青年人的敏感神经，充当了抚慰青年群体焦虑情绪的“按摩器”和“解压阀”。利用“躺平”文化开展“安慰性自助”，调适内在的压力，促成了青年直面社会“内卷”的自我和解。
(二)“躺平”文化展现了当代青年重思生命意义的先锋尝试
“躺平”是个体选择的生活姿态，也是社会结构性困境倒逼的结果。但是，“躺平”文化的出圈不仅投射出青年人求而不得的生存焦虑，反映了青年群体“努力之后依然无奈”的复杂心态，而且迎合了青年追求有意义生命的先锋意识，推动了当代青年对生命意义的审思。青年人开始认真思考“生命究竟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一亘古常新的哲学命题。面对“就业难、房价高、薪酬低、机会少、内卷狠”的社会压力情境，“躺平”文化并非直白地表明“活着真累”“不想努力”的生活姿态，而是回应了生命的意义之问，关涉到“生活目的和目标、重要性和价值感、连贯性和统合感以及满足感和成就感等内容”[6]的解答。一方面，“躺平”文化是对“舒展生命意义”的集体反思，通过“躺平式暂缓”释放本真自我，形成了“躺平”文化的自反性特征。与网络空间的话语狂欢相比，“躺平族”的言行往往自相矛盾，“声称要躺平的年轻人，总是在黎明被自己设的闹钟叫醒。”[7]另一方面，“躺平”情绪表达与释放过程中的非理性主义、价值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后现代主义裹挟着“躺平”话语叙事中的文化消费幻象与“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真正躺平”的电子犬儒主义，暗藏着夸大社会群际心理冲突的风险舆情，存在误导青年人的价值导向与价值选择的可能。
(三)“躺平”文化隐喻青年沉溺虚拟交往的主体困境
身处数字化时代，人们对信息、知识、经验的感知由身体在场的第一手体验转向了经由网络媒介获得的间接式体验。互联网在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的同时，也告诉我们有时自以为看到的真实，实际上可能是网络世界折射的虚假倒影。“躺平”文化作为青年疲于内卷的情绪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躺平”话语在网络空间大行其道，暗藏着不容忽视的文化主体性消解的风险。在开放的网络空间，不仅人的主体性出现了为媒介平台和网络技术所役使的困境，而且网络自我的确立始终离不开虚拟主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对于网络空间“躺平”的符号与行为认同，恰如网民所言，“即使有理想的人，在这里也会被慢慢同化”。由于遮蔽了“躺平”话语主体的真实身份及其相互之间的交流，网络推手与媒介资本的合谋以及“躺平族”的部落化提供了“躺平”文化繁蕤生长与集体狂欢的条件，形成了“躺平”文化的“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一些青年毫无理性地欢呼“躺平”，陷入“躺平”文化的消费幻境，沦为“躺平学”与“躺平主义”的信徒，走向背离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与行为模式的迷途。新华社社评指出，警惕“躺平”现象不是要批判与苛责“躺平族”，而是要在理解和尊重“躺平族”合理诉求的同时，防范“躺平”文化泛滥。无论如何，对于身处人生韶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节点的青年来说，“未富先躺，岂能正义”。不顾个人和社会的实际情况而选择“躺平”，是缺乏事实判断的表现；
不能理性地甄别“躺平”文化的价值立场，是缺乏价值判断的表现。
“躺平”文化的社会表征揭示了“躺平”文化的所指与能指。诚然，社会“内卷”的残酷现实滋生了青年的倦怠情绪和无奈心理，促成部分青年人对“躺平”文化的浅表性认同。但是，仅仅关注“躺平”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还不能全面地认识和驾驭“躺平”文化。进一步认识“躺平”文化，还需要深入地分析和把握“躺平”文化的生成逻辑。究其实质，“躺平”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的现象级出场，不过是媒介仿真、视觉殖民与虚拟交往共谋而生的一场文化消费“幻象”。
(一)仿真编码：“躺平”文化生产的技术支撑
新媒体时代，媒介融合与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使网络话语的生产进入多模态形象表述的仿真编码阶段。通过语言、文字、表情、声音、图像等文本符号资源的关联重组，实现对旧文本符号的拼贴、重组与再语境化，改变符号固有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是网络文化生产的重要方式。作为日常用语，“躺平”是描述身体动作的使役动词，有着清晰的意义指向。作为网络语言，“躺平”成为网民任性操控、随意挪用的文化符号。置身网络空间，青年群体组织发动的编码游戏与多模态叙事，抵制“内卷”，集结“躺平族”，发出“以慢制快”“以逸待劳”的行动指令，反讽“爱拼就会赢”的主流文化规训，形成“躺平”文化多元、杂糅、漂移的话语风格以及娱乐至上、价值虚无的叙事模式。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的，仿真是能指的漂移和重复叙事，是对表征的反叛。它使符号“摆脱了过去那种指称某物的‘古老’义务，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按照一种随意性和一种完全的不确定性，展开结构或组合的游戏”[8]。“躺平”的网络文化符号表达并不是对“躺平”事实或意义的直接反映，而是网民戏仿“躺平”现象的产物。如，即兴地将演员葛优扮演的“二混子”蹭吃蹭喝的镜头，与“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我躺平，我快乐”“不想上班”等文字进行组合，创造了“葛优躺”表情包；
将“你要悄悄拔尖，然后惊艳所有人”改编为“你要悄悄躺平，然后惊艳所有人”；
将《胡适日记》中“打牌”片段戏谑为“躺平”的权威背书。事实上，从葛优躺到躺平猫、躺平鸭、躺平咸鱼、躺平达人……诸如此类的仿真编码作为网络语言流变的产物，其表达的意义早已游离于符号自身特定的内容之外。
(二)视觉殖民：“躺平”文化消费的自反性困境
亚文化以自身鲜明的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牵动着青年群体的认知神经。青年群体是“躺平”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主体。“躺平”话题之所以在线上线下引起热议，不仅依靠仿真编码的病毒式复制为自己开辟道路，而且利用了青年群体消费“躺平”文化的热情。鲍德里亚认为，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不再过多地关注消费品的物性特征与使用价值，而是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精神特性和符号价值。从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的关注转向，使符号编码搭建的“超真实”世界获得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吸引力。虽然网络空间的“躺平”符码不可能具备物的使用价值，但它具有释放压力、慰藉心理的精神特性和符号价值。青年群体通过“躺平”文化的消费，发泄不满、失望、无奈情绪，获得“躺平族”身份的集体认同。作为网络文化的主力军，青年群体思想活跃。他们惯于通过移就、拼贴、盗猎、配音、换脸等方式创制网络语言，利用反讽、戏仿、幽默、自黑、自嘲等手段开展网络狂欢。通过“躺平”“躺赢”“躺尸”的网络集体宣誓，“躺平”文化实现了对主流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变异为媒介技术与“视觉殖民”主导的泛娱乐化体验活动。随着网络空间“躺平”文化的野蛮生长，青年群体一边享受着“我躺平，我快乐”的感官刺激，一边陶醉于虚拟社区“一起躺平”的消费幻象。沉溺于“躺平”符号构造的文化消费幻境，使一些青年人忽视对“躺平”意义的深度叩问，沦为“符号拜物教”的信徒，催生了网络空间“躺平”文化消费的自反性困境。
(三)符号交往：“躺平”文化消费异化的社会根源
“躺平”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情绪的集体展演，除了受到网络媒介所制造的符号幻象牵引，还源于当代青年沉迷虚拟交往而造成的集体性迷失。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的人机互动、符号交往取代了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形成线上与线下生存两个界面，打破了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之间的界限，使得主体能够以虚拟和现实的两种面具同时出场。这种双重面具的出场方式随之引起人的交往扩大化与疏离加剧化的二律背反现象。在日常生活的大舞台上，个体在“前台”与“后台”两种环境中展现出不同的行为人格，形成“社会化的自我”(socialized selves)与“人性化的自我”(all-too human selves)。[9]网络空间的虚拟交往提供了青年分裂“自我”，展演情绪的理想“后台”。当主体抵制社会“内卷”产生的负面情绪超过其心理承受的阈值时，到网络空间寻求暂时性抽离现实社会的束缚，形成“躺平族”身份集体认同的需求和期待，创造了“躺平”青年网络汇聚的动因。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两种空间逻辑之间的结构性精神分离，构成破坏社会沟通渠道的威胁”[10]。与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强纽带”方式建立的群体不同，虚拟社群建立在交往主体之间的“弱链接”关系之上，具有概率统计学上的随机性。尽管虚拟交往扩大了主体的交往范围，但它并不能给主体以真实的交往体验，相反可能因大众的网络啸聚而反噬主体的集体认同。置身开放而漂移的网络场域，寻求“躺平”的虚拟身份认同，背离了重思生命意义的初衷，造成“躺平”青年的自我同一性的丧失，也导致网络空间“躺平”文化的泛滥“成灾”。
“躺平”文化的繁蕤生长顺应了当代青年自我表达与自我解放的需要。与此同时，“躺平”文化的碎片化传播与泛娱乐化倾向牵扯着大众的认知神经，形成需要加以引导的“躺平”文化风险舆情。面对网络空间“躺平”文化的泛滥与消费异化，需要及时地开展相应的文化治理，在防范“躺平”文化的视觉殖民及其对主流文化产生的颠覆、解构与价值观消解效应的同时，防止“躺平”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主体蜕变为“躺平主义”的信徒，甚或走向“反文化”的歧途。
(一)识别“躺平”文化传播衍生的意识形态风险
“躺平”文化的泛滥不会如同利维坦一般的电子怪兽吞噬大量的网民，它始终不过是网络狂欢与舆论啸聚的一道亚文化景观。如果对其裹挟的泛娱乐主义、非理性主义、犬儒主义等错误思潮与“文化噪音”缺乏足够的警惕与防范，将会催生出错误价值观误导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首先，“躺平”文化的娱乐化、碎片化传播消解主流价值认同。“躺平”文化虽然具有缓解社会焦虑和提供情感支持的正向功能，但其对网络狂欢的过度追求，导致“娱乐至死”、侵蚀主流价值的可能。正如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言：“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11]依托网络媒介的“视觉霸权”，“躺平”文化形成了一道泛娱乐化的社会文化景观。受众沉浸在算法技术编织的“娱乐茧房”之中，在拟像世界中失去价值判断的本能。与此同时，“‘泛娱乐化’本身的‘无价值’促使它必须借助外在有价值事物的依附来获取自身的存在感，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对具有价值象征意义的对象进行各种娱乐性戏谑行为。”[12]作为网络文化产品，“躺平”文化的生产与传播遵循“流量拜物教”的资本逻辑。为了获得流量变现，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大众媒介和文化主体往往以媚俗、庸俗、低俗的内容生产方式，无底线地迎合受众的娱乐消费需要，利用图片、表情包、短视频等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以及戏仿、拼贴、挪用等话语解构的手段，入侵和蚕食主流价值的意义领地，借助算法推荐不间断地刺激受众的感官神经，使其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旋涡。
其次，“躺平”文化非理性主义的表意实践催化网络舆情。“躺平”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推崇感性、贬抑理性的反智化、情绪化倾向，引致了非理性主义及其带来的网络舆情风险。一方面，“躺平”实质上是当代青年以一种黑色幽默方式进行心理疏导的自我展演，带有告别理想、选择平凡的情绪化色彩。“躺平”文化随性地戏谑和解构主流价值规训的方式，凸显了自身的文化存在，甚或将一切社会竞争都不加辨析地称之为“内卷”并加以抵制，宣扬奋斗无用论。另一方面，“躺平”文化网络传播的圈层化、同质化特征，容易催生网络群体的情绪极化风险。虚拟交往活动中，个体的身份信息经过了技术过滤，情绪轰炸有助于凸显网民的身份特征，由此成为“躺平”文化博取公众眼球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在虚拟交往环境中，个体的公共理性被暂时地悬置起来，网民的社会情绪引爆点随之也大大降低，更容易在突发事件的诱导下产生集体性的情绪失控，从而引发网络舆情危机。“躺平”文化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公平、正义”问题，释放“无奈、无助”的情绪压力，故而更加容易成为社会舆论发酵的风险点。
最后，“躺平”文化的犬儒主义价值取向冲击社会信任。“躺平”文化倡导“低欲望、低需求、低消费、少社交”，采取“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吸引流量，宣扬“不反抗地愤世”“有意识地虚假”，展现了“无欲则刚”的犬儒主义价值取向，以“不争、不怨”的情绪表达争夺网络话语权，存在着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信任危机。“躺平”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主体为了赚取流量，赢得利益，利用网络空间形成的“超级全景监狱”，监测网民的情绪、心理、兴趣，无底线地迎合受众，吸引更多的网民认同“躺平”，加入“躺平”族。由于“躺平”文化信息生产的同质化，妨碍了“躺平族”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公共对话，形成了“躺平族”的社会认同与信任危机。“躺平”文化对主流文化的符号戏谑与话语解构，正是以“反文化”的方式暴露了其内在的社会信任危机。如，讥讽二胎政策是“割韭菜”、污蔑共同富裕是“口号主义”，不仅冲击了社会主流价值的话语权威，而且增加了网民对于社会发展的极度不信任感。
(二)加强网络空间“躺平”文化的协同治理
开展“躺平”文化的风险治理，应树立多元治理思维，以主体合作实现共治、以制度建设实现善治、以技术创新实现智治。
一是实现“躺平”文化的协同共治。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主流媒体、大众媒介、网民等多主体之间的博弈，构成“躺平”文化的传播与消费的环境，产生了“躺平”文化协同共治的社会需要。为此，政府网络管理部门需要健全网络内容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冲突管理向协调治理”的思维方式转变。既要规制“躺平”文化泛滥引起的消费异化现象，对“躺平”文化泛滥引发的舆情风险加以源头管控，又要创造主流文化与网络亚文化对话、互动、融合的发展空间，避免强行地拒斥“躺平”文化，剥夺年轻人随性表达的话语权；
主流媒体要主动介入大众传播的议题，建立良性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实现对网络亚文化的价值主导。大众媒介要加强行业自律，抵制“资本逻辑”的扩张，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生产；
广大网民要提升媒介素养，加强网络道德自律，增强媒介批判意识，提升审美情趣，传播正能量，反对“躺平”文化的娱乐化取向。
二是实现“躺平”文化的制度善治。“躺平”文化的无序蔓延受到网络空间生态失范、网络文化市场结构失衡、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失语等多重因素的助推，对此应坚持“疏堵结合”的原则，加强网络空间“躺平”文化的制度治理。所谓“疏”，就是要及时关照“躺平”文化传播主体的心理诉求，畅通网络意见表达的渠道，以此有效开展“躺平族”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重视“躺平”议题的议程设置，疏导“躺平”文化生产与消费主体的不良社会情绪。所谓“堵”，就是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控机制，及时识别“躺平”文化引起的风险舆情，防范“躺平”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解效应。尤为关键的是，要结合网络文化产业立法工作过程中建立和形成的网络文化审查制度、网络文化生产奖励制度，创作一批反映“躺平”文化健康发展的优秀作品，促进“躺平”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同频共振。
三是实现“躺平”文化的技术智治。借助媒介仿真，“躺平”文化符码在实现指数级增殖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博取眼球的虚假信息，这就要求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躺平”文化的内容进行有效监管。面对“躺平”文化的海量内容，可以通过关键词、数据库对其中的不良内容进行自动筛查，运用信息溯源和搜索引擎日志分析等技术对网络空间“躺平”舆情的实际来源与未来走势进行判定。除了加强“躺平”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的技术监管，还应当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网络文化主体之间的思想交流。面对“躺平”文化的圈层化传播暗藏的网络社群群体极化风险，网络主管部门需要运用数据分析对网民的点赞评论、转发次数等信息进行收集、综合、分析、研判，从中捕获网络社群成员的心理动向，并借助机器学习掌握网民的语言表达习惯，丰富网络空间“躺平”文化表达的议题，引导网民围绕更多的议题开展公共对话，发挥网络公共领域的舆论引导功能。
(三)重视和加强“躺平族”的思想教育与社会支持
“躺平”文化的符号消费热情，助长了一批患有文化束缚症候的“躺平族”。鉴于“躺平”文化的泛滥，需要重视和加强对“躺平族”的思想教育和社会支持。一要强化“躺平族”的挫折教育，引导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和辩证思维，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人生成长规律，理性看待一时的困顿得失，在练就解决问题本领的过程中学会合理自我定位。树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二要加强“躺平族”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他们告别“娱乐至死”，确立远大理想，坚持不懈奋斗。选择“躺平”是理想信念缺失的表现。面对“躺平族”可能存在着淡出理想、躲避崇高的信仰危机与“空心病”，要通过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美德教育等方式启发他们认清“躺平”文化的享乐主义本质和个人主义狭隘视野，深刻理解理想信念与人生价值之间的关系，激发努力奋斗的内生动力。三要加强“躺平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开展网络文化现象的社会批评，运用大数据手段揭示“躺平”文化泛滥背后的资本逻辑，增强他们的媒介批判意识、文化理性与文化风险意识。
这里还要强调，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确乎是“躺平”文化现象级出场的环境和土壤。倘若只是用“理性的救赎”代替解决问题的行动，根本无法真正触及“躺平”文化的症结。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当从解决青年面临的现实困境入手，给予“躺平族”们以升学、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物质援助，以及关爱、共情、信任等方面的情感支持。一方面，政府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拓宽青年群体阶层流动的渠道，完善社会分配制度，加大劳动在社会分配中的比重，引导青年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塑造公正世界信念，树立“劳动创造幸福”的正确价值观，保持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要抓住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年教育的形势，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与青年群体之间的沟通、对话的渠道，关注青年的网络思想行为与心理健康教育，引导青年正确地进行自我评价、社会评价，增强青年人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政治认同，摆脱焦虑、颓丧、不安的心理状态，建立信心信念信仰，筑牢防范“躺平”文化风险伤及自身的价值观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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