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刑场的最后一批红队队员

卫进坤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有一批出生入死的神秘人员，他们惩处叛徒，铲除内奸。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组织对外称“红队”，就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行动科。

1927年到1935年，在红队存在的8年时间里，共有40多名队员先后牺牲，最后走向刑场的是邝惠安、赵轩、孟华庭、祝金明4名红队队员。

红队队长邝惠安

1927年11月，中央特科诞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特科先后成立了4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红队（即行动科）成立之初由顾顺章兼任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康生兼科长，1932年11月，夏采曦任科长，夏采曦前往江西瑞金时，邝惠安担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负责红队工作。邝惠安负责红队时，队员有孟华庭、赵轩、祝金明等人。

邝惠安，原名龚昌荣，广东人。中共党员。1927年 12月，广州起义爆发时，邝惠安任赤卫队（敢死队）连长，他率领赤卫队埋伏在明星戏院，配合军官教导团攻占国民党公安局，攻占成功后，他又带领赤卫队员攻打国民党四军军部。广州起义部队和赤卫队在花县整编为红四师，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后，邝惠安担任红军连长，坚持游击战争。在一次掩护大部队撤退时，他埋伏在小山坡阻击敌人，敌人几次冲锋都被他准确地击倒，弹无虚发，出色地掩护了部队安全转移。就是这次掩护，同志们见识了邝惠安那准确无误的枪法，称他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闻名南粤。

为了对付叛徒、特务的破坏，1930年7月，中共香港市委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这支队伍有个通俗的名字——“打狗队”，邝惠安任“打狗队”队长。邝惠安的到来为这支队伍增添了胆识与力量。每一次处决叛徒或特务，香港当局都大为震惊，叛徒、特务也心惊胆颤，不敢单独出门。邝惠安的威名传播出去了，但他也不能再在香港活动了，为了保护他，党组织将他调离香港。

1930年10月邝惠安来到上海。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汉口被国民党侦缉队逮捕，当天就叛变投敌。国民党武汉中统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中统机关，被中共情报人员钱壮飞截获并及时送达党中央。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立即指挥中央特科协助各机关抢在国民党特务行动之前大转移，在几十个小时之内或转移，或离开上海。邝惠安奉周恩来指示，临危受命，率领红队队员周密地保卫并迅速掩护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使敌人对中央机关进行大破坏的阴谋没有得逞。红队还控制了顾顺章的全家，根据指示做了处理。

两个月后的1931年6月，党组织成立了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周恩来、康生、陈云、潘汉年、邝惠安5人组成，领导特科工作，重新组织了红队，邝惠安任红队队长。

“仁濟医院案”引起敌人的反扑

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老龚（化名）被捕叛变，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指示老龚潜伏在中共组织内部协助他们破坏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与中共江苏省委。中央局与江苏省委察觉出老龚的异样，指示特科不动声色地对他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令党组织震惊，老龚叛变了。党组织遂决定除掉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红队。红队将老龚引到了上海谦吉旅馆，老龚用“熊国华”的名字登记住进了谦吉旅馆。红队派队员胡陵武执行处死老龚的任务，遗憾的是胡向老龚打了一枪，未中要害，迅速撤离。当巡警赶到时，老龚浑身是血，呼吸微弱，巡警急忙将他送至仁济医院抢救。国民党特务机关确定这是红队干的后，认为这是诱捕红队的绝好机会。于是，在上海仁济医院布置暗哨严密监视着来医院的人员，以捕获红队队员。老龚住进了仁济医院最好的病区，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巡捕房每日派3名包探轮流值班，24小时监护着他。老龚没被打死，急坏了上海中央局的负责人盛宗亮，盛宗亮怕老龚醒来后带敌人来抓捕他，所以他不顾一切地要求红队在一周之内处死老龚。

为了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邝惠安与孟华庭、赵轩等人进行了多次讨论和反复侦察，做了非常精密的布置。邝惠安亲自任总指挥，决定再次实施暗杀行动。

1934年10月26日这天，仁济医院上演了一场锄奸大戏。赵轩打扮成一位富商，在邝惠安的指挥下，手捧鲜花步入了仁济医院，登楼探望“病人”，孟华庭则在门外掩护接应，祝金明见机行事，一旦有紧急情况就狙击巡捕房警车，以保赵轩脱险。一切安排妥当，赵轩走进了病房，“熊国华”正躺在病床上昏睡，赵轩扔掉鲜花，迅速拔出手枪对准“熊国华”的头部，连开3枪，这次“熊国华”没有上次那么幸运，再没醒过来。在走廊上监视的特务闻枪声跑来，被赵轩一枪击毙。当赵轩从医院出来时，正遇法租界的巡捕赶来，巡捕慌慌张张不知所措，赵轩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楼上有人被杀，快，快去给巡捕房打电话。赵轩与巡捕手拉着手，旋即消失在人群中。赵轩顺利地完成任务，又安全脱险，准备的预案没有实施，紧盯着赵轩的邝惠安、孟华庭、祝金明也迅速撤离医院。

“仁济医院案”在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特务机关下决心要抓获红队队员。他们发动叛徒内奸提供有关红队线索，集中力量对红队展开跟踪围捕。此时，上海中央局负责人盛宗亮被捕叛变，供出了红队队员的线索；
同时，国民党特务在上海九亩地抓获了特科成员张阿四，张叛变又打进了红队。红队的行迹完全暴露在了敌人的面前，邝惠安等红队队员正处在危险之中。

30余名特科成员被捕

邝惠安当时住在法租界巨赖达路凤翔银楼的2楼。1934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天色阴沉，邝惠安夹着一把雨伞从家里出来，向霞飞路走去。在凤翔银楼门口盯梢的两个特务随即跟上，并示意停在路旁汽车里的两个特务尾随接应，企图用绑架的方式将邝惠安逮捕。邝惠安用余光察觉出有人跟踪，迅速向前走去，走到霞飞路中间时，被埋伏的十几个特务围住，邝惠安用伞柄奋力反抗，一连将几个特务打倒在地，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在邝惠安被捕的同时，孟华庭、赵轩、祝金明等也被捕。几日之内，特科有30余名相关人员被捕。

国民党特务的行动，惊动了外国巡捕，不得不将邝惠安等人交给租界巡捕房。由于他们是在马路上或家里被捕的，身上无半点证据，外国巡捕房束手无策，一时不能定案。特务就以上海警察局的名义，将邝惠安等人从巡捕房押回警察局审讯。特务们又从邝惠安家中搜出手枪27支，炸弹2枚，弹夹26只，子弹1003颗，刺刀1把，钢丝马夹1件，文件一宗。

職业革命家陈同生曾与红队队员关押在一个监狱里，他在《在最黑暗年月里的战斗》一文中叙述了邝惠安等人被捕进监狱的情形：“刚睡着就被吵醒了，我们号子里一大半人被调出去，进来的是一批刚从租界上引渡过来的要犯。我看到孟华庭，心中突然紧张。他望了我一眼，摇了摇头。后面跟进来的是邝惠安，还有一个是小祝，接着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皮肤黑黑的麻子，最后一个是赵轩。我心里想，特科几个主要的同志都被捕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被戴上脚镣手铐，由宪兵监视着不准说话，也不准我们靠近。看面貌他们似乎几天未洗过脸，坐在我们对面，都是非常疲倦的样子，偶然望望我，眼角上带点微笑，似乎表示并未屈服。他们很快被押走了。老赵在临行时双手握拳举在胸前，向我致意。我明白他的意思：咱们的心永远是坚定的。他们被捕后，敌人把他们从租界引渡到国民党的公安局，希望从他们嘴里获得中共地下组织的材料，他们受过各种酷刑。但他们未说出有关党组织秘密的一个字。”

12月6日，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正式宣判邝惠安、赵轩、孟华庭、祝金明等4人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等罪，判处死刑，将他们从上海押赴南京。

留给后人的话

邝惠安、赵轩、孟华庭、祝金明4人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此前，陈同生也被转押到这里。巧的是，孟华庭与陈同生又被关在一个号子里，孟华庭趁号子里的人都熟睡时告诉陈同生：“上海党真是遭到空前未有的大破坏，3个电台也被抄没了……我们这些人够判几个死刑，是没有活着出去的希望，敌人绝不会放过我们。他们对于干过武装斗争的是一个也不会留着的。你千万别承认干过红军，你们要尽可能保存自己，活下去。敌人想尽一切方法来糟蹋我们的生命，来屈辱我们的精神，我们一定要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陈同生听后流下了眼泪。孟华庭，又名孟华亭，化名老李，河北人。在陈同生的眼里，孟华庭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他回忆说，孟华庭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高鼻梁宽肩膀，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他是枪法很准善于搏斗的勇士。看守所的人大都喜欢他，只是特务恨他。孟华庭对陈同生说：“假如你能活着出去，千万捎个信给革命作家们，多写几首像红旗歌那样的诗。”

他们4人被押到南京后，军法处的法官说：“你们都够判几个死刑，要想活，只有获得国民政府的特赦。如果你们能将上海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抓到，我们可以为你们请求特赦。”然而，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剧作家田汉先生与邝惠安、赵轩等红队队员曾关押在一起，田汉问过赵轩一个问题：“惩处叛徒时，你的枪法如何练得那么准确，总是一枪即可置敌于死地。”赵轩回答说：“枪法问题，只要勤学苦练。但面对敌人，是否能打得准确，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些人在打靶场上练习时是百发百中的，到了紧张决斗时，便不能沉着射击。只要一呼一吸之差，便不能打中敌人要害。只有对为什么要打死敌人的道理了解得非常明确，对打倒敌人的重大意义有彻底的认识，对敌人毫无恐惧，才能做到心准、手准。胡陵武打不死老龚，不是射击技术不精，而因为他是投机分子，心不准，手也不准的缘故。”赵轩是河北人，长得浓眉大眼，具有大将风度。他在西北军当过兵，做了军官，很受士兵的拥戴。他能做到身处绝境时处之泰然。陈同生说：“在狱中，赵轩不太爱讲话，讲话时很严谨，是个勇敢沉着的人。”

祝金明是江西人，没有任何有用的口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枪手。

走向绞刑架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惠安、赵轩、孟华庭、祝金明4人从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被押出，验明正身后，由军警押赴江苏第一模范监狱执行死刑。前一个晚上，孟华庭塞给陈同生一张纸条，陈同生展开纸条，上面写着：“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尝尽人间辛苦，我们唯一的心愿是，你们要走正确的道路，斗争必须继续，这是我们唯一的遗嘱。”他们4人被“绑于刑柱，执行绞决”。这是国民党当局第一次使用绞刑，行刑的刽子手也是临时训练的。

1935年4月15日，南京《民生报》刊载邝惠安、赵轩、孟华庭、祝金明4人被杀的消息。

牺牲时，邝惠安32岁，赵轩31岁，孟华庭28岁，祝金明30岁。

（责任编辑孙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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