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共早期主要军事领导人

张晖

1925年4月，周恩来和梅县商会欢迎东征军的代表合影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来到广州，旋即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11月，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其间，筹组了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此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3年，周恩来由此开启的军事生涯，应该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军事工作的起步阶段。从日后的发展看，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的军事领导人。

广东时期：从这里迈出第一步

1924年11月，发生了两件中共党史上值得书写的大事：一是在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周恩来、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部长陈延年运作下，经孙中山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该车队不仅以共产党人为领导骨干（周、陈选调的5名骨干：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副队长周士第均系共产党员、黄埔一期生，教官赵自选、曹汝谦也系广东区委选调），还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周、陈的调遣。后经周恩来与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协商，铁甲车队扩编为团，团长为叶挺，许继慎、周士第、卢德铭等许多共产党人被派到团内任职。在周和陈精心培育下，这支由中共广东区委军委领导、以中共党团员为骨干、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有党代表，有支部、党小组，有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在人民军队诞生前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周恩来传》说：铁甲车队与叶挺独立团成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第二件大事是，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出任能够培养本党军事人才的军校政治部领导职务。正是利用黄埔军校这个国共合作时期极其难得的军事平台，周恩来在黄埔校军内和东征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而又特殊的作用。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由进步青年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出版《中国军人》刊物。在政治部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明确各股工作细则与任务，创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短短一段時间内，军校相应制度建立起来，在政治教育与宣讲，组织培养与发展，思想引导与纪律约束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军校学生的影响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原本有名无实的军校政治部、军校政治工作在周恩来任期内充满活力。共产党人鲁易、熊雄、高语罕、萧楚女、聂荣臻、陈赓等数十人先后从事军校政治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在校工作的共产党员最多时达到160人。

1925年，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第1军副党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担任的最高领导职务。在两次东征和北伐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政治部和各级党代表身份，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使黄埔校军和北伐新军“精神面貌、战斗意志和纪律，都同以往的旧军队截然不同”。官兵士气旺盛，部队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邓演达曾说，“军行所至，人民均箪食壶浆以迎义师……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1军政治部主任为总政治部主任”。

正是在周恩来精心布局与积极运作下，一大批有为青年坚定了志向，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组织，也使初次接触军事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初步掌握了军事知识与军事技能。刘志丹、林彪、徐向前、黄公略、左权、周士第、陈赓、蒋先云、王尔琢、许继慎等年轻学子都是在这里得到熏陶培养与锻炼的。

《周恩来传》这样说道：军队内这样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周恩来“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做的最早的尝试，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传统，对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朱德对党的早期军事工作和周恩来等人的历史贡献有过高度评价，说：“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毛泽东对此也是予以充分肯定，说：“中国共产党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的。”谈到黄埔校军，毛泽东又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南昌暴动：在这里打响第一枪

1926年12月，周恩来由广州调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周恩来作为上海区委军委书记担任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并于3月21日领导组织80万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不到两天时间，工人纠察队便控制了全上海，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武装纠察队，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同国民党的合作已到尽头。5月下旬，周恩来到武汉，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秘书长，旋即转任中央军事部部长。5月29日，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并直接负责党中央军事部。这是周恩来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并主管全党军事工作的开始。

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集团正在四处追杀共产党人，江南一带风声鹤唳、血雨腥风。周恩来再次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以前委书记身份，组织领导由中国共产党人影响与掌握的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2万余人，于8月1日凌晨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全歼城内守军，胜利占领南昌城。

南昌暴动，是惨遭屠杀、退无可退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军为基干、以武装斗争为手段，向国民党血腥统治宣战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杀戮政策采取以武对武、以暴制暴，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历史性开端。

南昌起义影响遍及全国，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各地爆发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1930年春夏，全国红军达到6万人，另有地方武装约3万人。毛泽东就此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八一起义》油画

一次是以上海工人纠察队为基干的非正规武装起义，一次是以贺龙、叶挺为首的国民革命军正规武装起义，两次起义前后相隔4个多月。周恩来作为总指挥、前委书记，领导发动这两次武装暴动，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以开创性的“首次”而彪炳史册。

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组织领导，并由中国共产党掌握或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河。第二，正是由于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南昌起义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颁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更确定了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第三，南昌起义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认识，对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洗礼和军事实践。它使大批共产党人从中领受了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和思想启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旗号、创建自己的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和农民运动、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凡此种种，均是自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进一步的历史思考与军事实践。第四，南昌起义及其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的意识愈加深刻、愈加迫切，此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武装斗争之火从未熄灭，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牺牲的勇气用枪杆子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经广州、上海、武汉、南昌几番淬火历练，近30岁的周恩来成为了“当时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

长征前后：尽全力支持“第一人”

“毛泽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提出并践行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第一人”。秋收起义时，毛泽东的队伍首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辟了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

然而，毛泽东这位中央苏区的“第一人”，在1930年前后，在红军内的领导地位并不稳固，其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一再被剥夺。一段时期内，毛泽东成为无权左右党和红军命运的旁观者。

周恩来自1927年5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之后又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负责全党的组织与军事工作，进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是1928年至1930年底期间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最主要的领导人。这期间，身居上海的周恩来已经充分认识到“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明确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在全面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选派军事干部并充实到各地时，注意总结推广各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朱毛红军尤为受到周恩来的关注与推介。

1931年12月，周恩来由上海到达闽赣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其后，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赴前方同毛泽东、朱德会合。1932年8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成立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统筹前方红军作战计划与行动方针。周恩来遂成为前方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前方红军形成周、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朱（中革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四人领导体制。1932年10月，周恩来又兼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李德先后到达中央苏区并把持苏区党政军最高权力后，毛泽东被剥夺了军内领导职务，朱德也被排挤出军事指挥决策核心层。作为红军总政委兼紅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几乎是“硕果仅存”，后成为中央最高军事“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周毛朱王“四人组”改为博李周“三人团”。在被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主导的中央苏区，周恩来在党和红军面临蒋介石连续发动“围剿”的险恶环境中与由博古、李德错误指导而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重重危机中，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3人均已失势、失权之时，一方面亲自指挥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另一方面还要全力减轻博古、李德给党的军事工作和红军作战造成的极大危害与冲击，同时在组织指挥红军作战与转移等重大行动中发挥独特作用。周恩来，无疑是这一异常艰险特殊时期党和红军仰赖的、无人可以替代的“中流砥柱”。

应该说，从1928年起到1935年红军长征前后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无论是在党内、军内都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就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地位而言，周是领导者，毛是被领导者；
周为主，毛为辅。这期间，毛泽东一再受到中央特派员、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和博古、李德等人的打压、排挤，多次被夺权、雪藏。值得庆幸的是，在党内，特别是在党中央高层领导中，周恩来可以说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期间，周恩来就多次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专门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指导原则、军事训练以及党建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红军学习借鉴。周恩来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以苏区中央局书记身份随军行动后，更加深了对毛泽东军事才干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多次力排众议、挺身而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力主恢复毛泽东的职务，成为党中央和军委领导核心内毛泽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早在1929年，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恭到红4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之后，与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矛盾争论逐渐表面化。刘安恭等人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由此挑起军委与前委之争。6月下旬，红4军七大上，毛泽东失去红4军前委书记职务，离开部队到闽西地方养病。红4军高层内部出现的争论分歧和毛泽东离职一事，引起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出面，与前来上海请示汇报工作的陈毅（新任红4军前委书记）多次谈话，分析红4军现状与问题，批评红4军领导层的一些错误做法，要求红4军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再开一次党的会议作出决议，指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

根据周恩来8月代中央起草的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和这几次谈话精神，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来信对加强党对红军领导、明确红军任务、实行武装农民的游击战争都提出了要求与规定。“九月来信”还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为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1929年10月底，陈毅将中央指示信送达红4军前委。11月下旬，毛泽东复任前委书记。

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组成，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其后，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围剿”，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以强求“决战”的冒险姿态，要求各地红军“武装保卫苏联”，而强烈反对王明等人主张的毛泽东，则成为打击排挤的主要目标。他们一再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是“农民的落后思想”，指责毛泽东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是保留“游击主义的传统”。1931年11月初，赣南会议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职务也被一并撤销。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由上海经秘密交通线到达苏区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此时，正是多次提出正确意见而备受指责、打击的毛泽东坐冷板凳之时。随后不久，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强攻赣州的意见再次被否决。

1932年3月下旬，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攻打闽西龙岩，并批准已无军职的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军行动，“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毛泽东赶到长汀，分析福建敌情后，向周恩来报告，大胆提出红军攻占龙岩后，还可乘胜“直下漳州”。周恩来主持会议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1932年4月10日、20日，以林彪、聂荣臻领导的红1军团为主力，按照毛泽东部署，红军接连攻占龙岩、漳州，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还缴获2架飞机、1部无线电台及大批武器弹药。

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前方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前方红军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周恩来力主恢复毛泽东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指出“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8月，毛泽东复任方面军总政委。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周恩来

1932年10月3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会议就此前一段时间中央局前、后方成员间对红军行动方针与主攻方向产生的分歧展开争论。毛泽东尤其认为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同志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对他们要求红军主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的决定表示明确反对。在临时中央支持下，中央局后方成员对毛泽东展开猛烈批评，指责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是“守株待兔”，对临时中央提出的“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称毛泽东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提出撤销毛泽东总政委职务，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周恩来不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留在前方能“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而，在临时中央强势主导下，不仅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遭到批评与否定，周恩来的主张也未被采纳。会后不久，毛泽东获知被剥夺总政委职务，愤然表示這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高傲的宗派主义”。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已无军职的毛泽东依然受到博古等人的批判。

毛泽东的赋闲状态，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开始后。

中央红军长征在即，毛泽东在得知自己也要一起走的消息后，产生了留在苏区打游击的想法。周恩来闻讯连夜策马赶到毛泽东住处，经一夜长谈后改变了毛泽东的想法。

遵义会议“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红军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导，使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在突破湘江时损失惨重，锐减到3万多人。“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

1934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通道城召集会议，研究红军行动计划。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支持毛泽东转兵西进的主张，向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否定了博古、李德依然坚持的北进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意见。

中央红军西进贵州，攻占黎平、黄平、猴场等地，然而争论依然持续、激烈。中央在黎平、猴场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红军是北上湘西还是西进川黔边。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大家一起连续否定了李德、博古北进的主张，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中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

周恩来回忆：李德主张折入黔东，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
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会后，当着周恩来面，李德大发雷霆。周恩来用英语和他争辩，并气得拍了桌子，“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

1935年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被红军攻占。一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会议不仅彻底否定了李德、博古北进的主张，结束了领导层内中央红军是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而且对组织上的领导体制做了变更：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层，取消“三人团”，终结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和博古在中央的主导地位，确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935年3月，在是否进攻打鼓新场议题上，于苟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依然争论不休，作为“少数人”的毛泽东提出的不能强攻打鼓新场的主张又被否定。会后，直到认可了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出面，最终才采纳了不攻打鼓新场的主张。随后，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参加的指挥中央红军的新“三人团”成立。

从通道转兵、黎平决议到遵义会议发生的历史性转折和新“三人团”的成立，无论是从实际作用上还是从职位上看，党内实际上形成了以周恩来为最高军事领导人、毛泽东为周恩来指挥军事最主要帮助者的运行方式。这种运行方式，大体持续到1935年8月。

聂荣臻回忆：“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遵义会议“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从“九月来信”、古田会议到苏区中央局力主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军事，从长征前夕与毛泽东长夜谈话到通道、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西进贵州建议，直至遵义会议毛泽东成功进入党和红军核心领导层，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全党全军的公认。

《周恩来传》对这一时期周毛关系有着准确评价：“从宁都会议前夕前方同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同毛泽东基本一致，而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们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因此，在这个危急时刻和随后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能同毛泽东站在一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很自然的。”

“周毛”与“毛周”

1935年6月中下旬，红一、四方面军两大红军主力在懋功、两河口一带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师后的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在分析了各种因素后，周恩来提出未来红军前进方向应该是地域宽大、群众条件较好、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川陕甘。随即，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博古、张闻天和其他方面军领导人纷纷发言，作为军事决策人的周恩来最后作结论，要求两大主力红军要到达预定地区，“赤化川甘陕”。会议“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一再提出要进行“组织调整”，要“统一指挥”，要“充实”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总部人员。他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后，仍然继续要挟，周恩来遂主动提出将自己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交由张国焘担任。8月，周恩来重病难以继续理事。19日，在沙窝会议上，研究决定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8月20日，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红军行动方针报告。在与会者讨论后，亦由毛泽东作会议总结。会后，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于11月3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王稼祥、林彪、徐海东等人为委员。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6年12月7日，组成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來、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张国焘。

1937年8月，周恩来回到延安。这是他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合影

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领路人，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人民军队最高统帅。自此，毛泽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历时40年，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

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个身居城市，而至党中央层面；
一个扎根农村，开创苏区局面。前者，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开创战时宣传鼓动工作，使党的军事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武装、拉起队伍，培养干部、发动起义，指导全局、规划各地红军建设，使党的军事实践活动由零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后者，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着力创建新型人民军队，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实践中创造性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周恩来与毛泽东，自1926年以来，先后作为中共军事工作最高负责人、工农红军最重要领导人、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主要决策者、组织者，在开拓党的军事工作新领域、创建与发展壮大新型人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人民战争过程中，彼此联手，相互配合。这期间，周恩来无论是作为党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红军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号令全军，还是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从陕北窑洞到河北西柏坡，辅佐毛泽东指挥一场场消灭八百万国民党军的战役。27年间，他一直身处党中央军事核心领导层（1927年至1954年，即便1954年9月卸任军委副主席职务后，军队与国防重大事项仍是周恩来工作的一个重点）。从最高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到毛泽东最重要军事副手的身份转变，周恩来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地位怎样变化，他与毛泽东相互信任、一同擘画，谱写了一首首战争史诗，演绎了一出出人间大剧。

周恩来秘书张作文谈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时，这样说道：遵义会议后，许多重大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作出的，当然还有其他领导人的参与。或者是，有些决策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方案，毛泽东决定的；
有些决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由周恩来具体组织制定方案，毛泽东最后决定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周恩来拿主意，首先提出个方案拿到毛泽东那里去权衡。

“他们两人是配合得最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恰当的说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的工作作风和性格为人，相差很大，但毛和周相辅相成，彼此信任，又互相依赖。”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革命史上的“双星”、人民军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领导者……他们的功绩辉煌，他们的伟业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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