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与显著政治优势

陈钰业 ,陈思逸

（1.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2.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立、发展和完善而成的，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

由于政党和政党制度的阶级属性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旧式政党制度相比较，具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从依靠力量来看，代表人数的多与少的差别

政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政党的性质，执政党的阶级性质和依靠力量决定了政权的性质，也决定了政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这一制度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利益。与西方旧式政党制度相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广泛的代表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1]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性质政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即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做到三个“从来不代表”，即“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践行“三个代表”和三个“从来不代表”的制度保证。三个“从来不代表”从另一个侧面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性质。

西方旧式政党制度因其阶级属性和阶级差别，决定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3]的利益。西方旧式政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其阶级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旧式政党制度的资产阶级属性，也必然只能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大财团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

（二）从政党关系来看，亲密合作与相互竞争之别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各政党的关系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合作关系。“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国家治理的参政党。”[4]“是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5]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是“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6]，而非竞争关系，目标取向的共同性可以通过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在政治合作的社会整合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西方旧式政党制度框架下各政党是竞争关系，是执政党与在野党、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组织政党的目的就是为取得执政权，通过选举获胜掌握政权，各政党为能在竞选中获胜，往往、也必然是相互竞争、相互倾轧，朝野之间相互攻讦，甚至是为反对而反对。政党之间形成严重对立、甚至对抗，往往导致“一党缺乏监督或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弊端。”[7]因此，很容易造成政治对抗和社会撕裂。

（三）从目标取向上来看，共同目标与各自为政之别

中国先有政党后有政权。从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形成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探索中国道路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其目的是“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8]各政党是合作共事、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有为共同目标奋斗的政治基础和实践基础。

而西方先有政权后有政党。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在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形成的，不同党派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各政党之间缺乏共同政治目标。通过在竞选中获胜的政治竞争方式执掌政权，必然是各自为政，相互拆台，相互倾轧，相互掣肘，通过政治竞争而不是政治合作，实现党派利益和所代表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四）从决策施政方式来看，民主决策与利益决策之别

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9]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集中决策，议行合一，既体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又能保证决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

而旧式政党制度因受到利益集团左右，决策往往因“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10]旧式政党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决策，往往因为利益集团利益冲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引发不同阶级和阶层间冲突，导致公众情绪对抗和社会撕裂，社会因此陷入“民主困境”。

（五）从价值取向来看，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别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能够最好诠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旧式政党制度之间的根本差别。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价值理性追求价值正义的合目的性，强调动机手段过程的纯洁合价值性，而不问行为最终结果和效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追求价值理性，以价值正义为终极追求目标。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和价值理念，是价值理性的最好体现，也是新型政党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

而工具理性以效果最大化为目标，核心是对效率和结果的追求，不问动机手段过程是否符合价值正义，漠视情感和精神价值。旧式政党和政党制度之下，政党只是作为竞选工具，其目的是在竞选中获胜，获得执政地位，而不管价值正义与否。因此，在政治竞选过程中相互攻讦、相互倾轧，导致政治对立和社会撕裂。西方政党制度所追求的工具理性，以手段的合目的性和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追求。往往是目的与手段的倒错，为追求效率最大化而非价值正义最大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不同于多党制，又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两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简称为多党合作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时代需要和自身信仰、宗旨决定了一个政党的目标取向，自身信仰和宗旨决定了一个政党依靠力量，而一个政党赖以存在的依靠力量决定了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从来“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11]，从来“不提出任何特殊原则”[12]，从来“不谋求党派的特殊利益”，而是“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3]。

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即人民性。以工人农民为最根本的依靠力量，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初衷，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遗传基因密码。以人民为中心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也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最鲜明独有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转变“打江山，坐江山”的执政理念，强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执政理念，更加坚定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不断从制度顶层设计入手，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社治理的效能。

（二）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依靠武力强制建立的，而是在寻求中华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靠自身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各民族、各政党和各阶层、社会团体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自身属性、时代要求、人民需要共同促成，具有坚实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的基础。

近代以来，“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1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顺应时代，顺应民心，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成为领导向往和平与民主、光明与自由的人民，共同缔造新中国和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局面核心力量，在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过程中，以其崇高信仰和坚定理想信念赢得人民拥护，成为执政党。在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其先进性和革命性，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因此能够不断修正错误，顺应时代，满足人民需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从政治上、思想上、民心归附上确立了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三）一党执政与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也必是多元一体、高度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各民主党派自愿接受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基本格局。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适应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国政党制度，不断完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各项制度，明确各党派在国家政治权力组成中的地位、作用和性质，构成各政党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政党关系。

这种制度设计架构与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高度一致，与现代国家政治运行的现实逻辑高度契合，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高度适应。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顺应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需要，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发展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宪法和法律保障这一制度良好运行。执政党享有宪法赋予的执政权力，参政党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参政权力。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高度的自适性与自平衡性

新型政党制度柔性和自我调适功能，使其具有自我平衡和自我革新能力。这种新型政党制度的弹性和可调适性，使其能够不断顺应时代变化的需要，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自我平衡，在不断变革中保持与时偕行，应时而化，避免制度的僵化封闭。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顶层设计的改革完善，既保证制度稳定连续，又能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在与时俱进中自我革命、自我完善。

新型政党制度的自适性和自平衡性，还表现在其内在自我约束机制和外在监督制约机制合力作用，使其具有自我纠错和自平衡机制，保证制度自身能够在自我调适中改革发展完善，甚至是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国家治理需要，顺应时代要求。

（五）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和创新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制度柔性和可调适性。制度内在稳定性与自我更新能力，使其具有有效性、可控性、自我革命性。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性与外部性相结合，使其自身能够顺应社会和时代发展要求，在不断自我调适中适应社会变化，在推陈出新的创造性发展中，创造出独具特色、高度稳定、治理有效的中国模式的政党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顺应国家和民族解放的需要中应运而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应时而化，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趋势之下在顺势而为，在新时代领导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中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百年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新实践，虽然历经革命艰辛、探索的曲折和政治磨难，却能够在实践中纠正错误不断发展壮大，其根本在于自我革命性和自我调适性，在于能够顺应时代需要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在于制度自身的柔性和可调适性。

（六）具有不断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

制度的创新首先源自于理论和指导思想的创新。不同时期，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解决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思想理论的创新推动了制度创新发展完善。

任何一种制度的发展完善，都是为满足时代发展和社会治理需要，时代的发展需要思想创新，创新的思想推动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命和自我创新，既是满足自身发展和长期执政的需要，更是顺应时代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自我革命。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和改革创新，既推进了制度自我革新和创新发展，又保证了政策和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新型政党制度才不至于在成熟定型之后出现僵化和停滞。

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建立的新型政党制度，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基础，与中国多元一体、高度集中的国家治理的历史文化、政治智慧、政治运行内在逻辑与现实需要高度吻合。“这一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15]具有显著的政治优势。

（一）高度集中性和政治统一性

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高度集中性和政治统一性，这是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根本所在，也是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高度集中性和政治统一性，从根本上实现了执政党一元化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执政党权威和领导权，实现政权运行的高度集中和统一。有一个为公众公认并普遍接受和支持的政党作为政治核心，形成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能够把握政治方向和制定国家发展的正确政策。

新型政党制度与一元化意识形态和一元化政治体制相一致，具有高度集中性和统一性，以一元化的政治体制集中掌握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动员，体现集体意志。一党执政体现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保证了社会统一和稳定；
多党参政实现了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这种中国式民主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民主参与的真实性与民主治理的有效性。

（二）保持政局稳定与政策连续性

新型政党制度架构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把一党集中统一领导与多党合作参政相结合，体现出“一”和“多”的高度统一，保证政治可控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一党领导保证国家意志的集中统一，实现国家有效治理，多党合作实现多元社会阶层共同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稳定的政党制度保证政局的稳定，既保证执政政策的稳定持之以恒，使改革成果不断得到巩固，又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改革完善政党制度，不至于陷入僵化停滞。

执政党通过通过改革和完善各项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和社会有效治理；
通过完善监督制度和监督体制机制，强化各项监督措施，修正错误实行良政善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过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与民主参与相结合政党体制，既能保证不同政治诉求充分表达，又可避免因政治分歧导致的政治混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治稳定、国家安定和社会安宁。

（三）具有超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

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政党制度发挥其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保证政党统一、政局稳定和社会稳定，根本原因在于新型政党制度具有超强的政治组织力和动员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构建的一元化政治体制，具有超强的政治掌控力、社会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一元化领导与举国体制高度吻合，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

革命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领导体制在和平建设时期，适应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发展成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完善。在国家治理转型的内在推力之下，中国共产党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成功转型，民主党派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制度一元化体制的政治架构，这与中国传统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相吻合，与现代国家治理具有内在逻辑上的高度契合性。

（四）举国体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政治优势。新型政党制度高度集中统一的一元领导体制，能够更好地实现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高度集中统一。执政党以党和国家意志保证国家发展战略的稳定和连续，能够从全国、全社会综合平衡，统一调配各种资源，集中优势资源解决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简政放权焕发出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解决了发展动力不足问题。经济搞活、社会开放并没有出现动荡和混乱，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合理调配，适度分权与相对集中，适度社会动员与完备的政治制度达成均衡。既保证稳定又不至于僵化，既有活力又能够有效掌控社会，在改革与调适中实现社会动态平衡。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取决于举国体制集中配置资源的优势，其核心就是一元体制和举国体制的高度吻合与顺畅运行。

（五）政治可控性与国家治理有效性

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从根本上保证社会治理的可控性和有效性。稳定的政治秩序源于权威政府的有效治理，而高效政府的权威又源于强力运行的政治制度，源于高度统一的政党领导体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高度集中统一的运行体制，深入社会基层的发达组织网络，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治理的可控性和有效性，有效避免了政治失灵和政治职能空转。把适度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制度均衡结合起来，实现党政一体化的社会动态稳定。

新型政党制度建立在高度集中统一的历史文化土壤上，举国体制与一元化领导体制高度吻合。中国共产党以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组织动员群众，以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消除各种力量对党的中央权威和全党动员力的削弱。执政七十多年来对党的领导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形成高度集中的中央一元化领导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地方分权过大问题，保证了党的领导顺畅和国家社会的稳定。完备的制度与社会动员之间的均衡，既保持政局和社会稳定，又激发各种市场主体的活力、创造力，使社会在动态发展中始终充满活力。

（六）协商沟通与社会利益整合能力

新型政党制度既有高度集中的统一与权威，又有包容协商的制度弹性和可调适性，通过政治协商渠道释放意见冲突与化解政治矛盾。通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党政治协商，充分表达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协商与妥协的博弈中达成政治共识，整合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间的利益分歧，吸纳不同阶层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既有效代表民意，不至于使公众权利虚置，又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充分发挥制度的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社会有序可控的共治。这种政治协商沟通，有效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而且最终落点在于制度的终极目标——对价值理性的追求。

注 释：

①③⑦⑧⑨⑩立“新”除“弊”：习近平纵论新型政党制度[J]，北京：新华网2018-03-06.

②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④[1 5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6.

⑤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

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5.

⑾⑿⒀[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2021.7.1.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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