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三题

杨 焄

（复旦大学 a.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b.中文系，上海 200433）

前人评议陶渊明的创作，每每异口同声地称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钟嵘《诗品·中品》）[1]336，“直写己怀，自然成文”（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六）[2]，尤为关注其平易素朴的风貌。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往往与此相仿，总觉得他的诗文简率清浅，仿佛脱口即成，无待细察深究。可即使是《五柳先生传》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稍事寻绎推敲，仍能发现其中尚存疑问之处，有待进一步钩沉发覆。

关于陶渊明的生平，迄今所能见到的完整记载，始见于南朝齐梁间沈约所撰的《宋书·隐逸传》。在简单介绍传主的基本情况后，沈约立即指出陶氏“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3]2286，接着近乎全文迻录了整篇传记，并称“时人谓之实录”[3]2287。此后梁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传》、唐令狐德棻等《晋书·隐逸传》、唐李延寿《南史·隐逸传》等不约而同都承袭了这个意见，将《五柳先生传》视为传主“自况”的“实录”。考虑到沈约纂修《宋书》大抵依傍晋宋时期徐爰所撰旧史，距离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更为接近，则类似的看法想必很早就已流播于世。这些早期传记文献，也在无意中引导后人将五柳先生径直视为陶渊明本人。唐代白居易在诗中悬揣陶渊明的日常起居，提到“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效陶潜体诗》其十二）[4]，就将传文中的“宅边有五柳树”“性嗜酒”等檃栝进诗中。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更是认为陶氏在晋宋易代以后“耻不复仕，号五柳先生”，凭空无据地将这个别号强加给他，并断言“此传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古文观止》卷七）[5]。这种通过层累叠加而形成的阐释，很容易让后世读者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

可是沿波讨源，早期诸多史家纷纷标举的“自况”，是否能够不经过任何检讨，就轻率地等同于“自传”呢？“况”，古人或训作“譬况”（《尔雅·释言》“矧，况也”郭璞注）[6]，或释为“比也”（《荀子·非十二子》“成名况乎诸侯”杨倞注）[7]96，因而所谓“自况”，意即“自譬”或“自比”。毋庸赘言，只有在双方不完全相同的前提下，才存在相互比较、比拟的可能。《五柳先生传》开篇就直言“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8]444，而史家们却一一缕述过陶渊明的姓字、籍贯和家世背景，如果再将本篇当作“自传”，岂不是节外生枝、前后抵牾，反而让读者茫然无所适从了吗？从陶渊明本人的立场来看，如果所撰确实是自传，更不必如此故弄玄虚。这样不符常情的笔法，恰恰说明绝不能将这篇传记与个人自传相提并论。《五柳先生传》中看似荒唐无稽的开篇，在魏晋以来逐渐兴起的各类逸民传、高士传里其实屡见不鲜，①前人对此已有论说，详见于溯：《互文的历史：重读〈五柳先生传〉》，载程章灿主编：《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凤凰出版社2012 年出版，第222—235 页。如皇甫谧《高士传》说“长沮、桀溺者，不知何许人也”[9]，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称“荷蓧老人，不知何许人也”[10]978，阮籍《大人先生传》谓“大人先生者盖老人也，不知姓字”[11]。这些隐逸之士志在远离世俗，当然不需要籍贯、姓字等人际交流的基本信息。陶渊明对历代逸民、高士倾慕备至，在《咏贫士七首》《扇上画赞》等诗文里还着力题咏过他们的生平轶事，对此类人物传记的惯用笔法自然熟稔在胸。所以《五柳先生传》只是效法这种特定的叙述模式，而在内容上另予想象虚构的一篇拟作罢了。

当然，《五柳先生传》中讲述传主“好读书”“常著文章自娱”，又表彰他“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8]444凡此种种，确实和陶渊明留给后人的印象高度吻合，很容易令人在研读时联想到他的实际情况。但这些不吝溢美之词的称颂若是出自本人自传，就不免带有自我标榜，甚至吹嘘炫耀的意味，与陶渊明自然真率、诚朴坦荡的处世方式显然南辕北辙，和萧统拿来作为反面参照的“自衒媒者，士女之丑行”（《陶渊明集序》）[12]倒是不谋而合。清人张廷玉便觉得这些赞誉“大有痕迹，恐天怀旷逸者，不为此等语也”，以致怀疑这篇传记是“后人代作，非先生手笔也”（《澄怀园语》卷一）。[13]如果摆脱“自传”说先入为主的误导，将《五柳先生传》置于逸民传、高士传的撰著谱系中重新加以审视，这个使人顿生疑虑的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传中不少细节其实都渊源有自，如“箪瓢屡空，晏如也”即源于“一箪食，一瓢饮”却“不改其乐”（《论语·雍也》）[14]59的孔门高弟颜回；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则与“家素贫，耆酒”（《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下）[15]3585的汉代大儒扬雄有关。由此不难推想，尽管创作时也会融入些许个人经验，但五柳先生绝不是陶渊明本人，而是糅合了前代诸多逸民、高士的特质，再经过想象发挥而形成的合体。

陶渊明称自己笔下虚构的人物为“五柳先生”，其命名方式似乎相当随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8]444，仿佛信手拈来，别无深意可求，其间是否也暗藏玄机呢？

在弃官归隐后，陶渊明与颜延之多有过从，彼此相知甚契。陶渊明去世后不久，颜延之就撰有《陶徵士诔》，追忆其生平遭际，表彰其嘉言懿行，在文末还意味深长地提到“黔娄既没，展禽亦逝”[8]556，将亡友比作黔娄、展禽这两位前贤。黔娄是春秋时鲁国人，隐逸不仕，清贫自守。陶渊明在《咏贫士七首》其四中曾称赞道：“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8]336《五柳先生传》的篇末赞语也特意提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8]444可见陶渊明对其狷介自持、固穷不苟的操守深有共鸣。颜延之将两人等量齐观，可谓深悉好友平生志节的知言之论。另一位展禽，又名柳下惠，同样是春秋时鲁国人，曾任鲁国士师，专掌刑狱。早期文献中围绕展禽生平行迹的记载，大抵与政事相关，与躬耕园田的陶渊明似乎并无关联。然而仔细覆按之后，可知诔文所述实有指涉，与五柳先生的名号更有着深切的关联，并不是无关宏旨的闲笔。

《论语·微子》篇中列过一份包括柳下惠在内的“逸民”名单，又征引了孔子所作的品第比较：“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
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14]197柳下惠等人的言行举止尽管合乎法度，而且能事先考虑周详，但与不食周粟且态度决绝的伯夷、叔齐兄弟相较，依然免不了采用自轻自贱的方式来委曲求全。《孟子·公孙丑上》对伯夷和柳下惠两人的高下轩轾也有过类似的评判：前者是“非其君，不事；
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16]83，大有嫉恶如仇、兀傲不羁的气势；
后者则是“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16]84在遭遇摧折困顿时虽然毫无怨愤忧愁，可总有几分虚与委蛇的无奈和窘迫。对绝大部分人而言，伯夷、叔齐的孤高耿介固然值得尊崇敬仰，但却显得陈义过高而难以步趋效仿，而柳下惠的隐忍妥协，倘若能平情论之而不求全责备，倒是很容易令后人产生某种了解之同情。心高气傲的魏晋名士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推许柳下惠为“达人”，对其“安乎卑位”的处境很能理解，坦言“吾岂敢短之哉”。[10]389从陶渊明的遭遇来看，对此或许更能感同身受。《宋书》本传历数陶氏的仕宦经历—起家州祭酒、复为镇军建威将军、为彭泽令等；
另根据后人考证，他还一度在东晋权臣桓玄手下充任僚佐。在仕隐出处之际究竟应该如何抉择，他其实并未当机立断，而是迟疑不决，有过多次摇摆反复。因此沈约在叙述完他这段持续约十年之久的经历后，也颇有微词，忍不住指摘道：“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3]2287而这倒是和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的尴尬处境非常相似。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八中有云：“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8]261相传鲁国国君在准备讨伐齐国前，曾向柳下惠征求意见。柳下惠回家后忧心忡忡地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而至我哉？”（《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15]2523他为此深感愧疚自责。陶诗前两句所用典故就与此事相关，尽管稍显深曲而不够显豁。而在后两句诗中，陶渊明依然推许他为“仁者”，想必是他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苟且，所以设身处地，很能体谅其左支右绌的不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柳下惠”这个名号得来的缘由，据汉代学者许慎《淮南子注》云：“展禽之家树柳，行惠德，因号柳下惠。”[17]就是因为他在家门口栽种柳树而又施行惠德，所以旁人才给他取了这么个别号。另一位汉代学者高诱在《淮南鸿烈解·说林训》中也提到展禽，“家有大柳树，惠德，因号柳下惠”[18]，与许慎所言恰好可以相互印证。展禽居于柳树之下的形象，对后世的追慕者也具有偶像示范的效应。对柳下惠深表同情的嵇康，“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世说新语·简傲》刘孝标注引《文士传》）[19]412。陶渊明在诗中屡屡言及柳树，如“榆柳荫后檐”（《归园田居五首》其一）[8]77、“梅柳夹门植”（《蜡日》）[8]286、“密密堂前柳”（《拟古九首》其一）[8]289等，可知其田园生活也和柳树有着不解之缘。前人评说柳下惠，称其“安于贫贱，浑迹而人不知也”（《荀子·大略》杨倞注）[7]513，“约货去怨，轻财不匮”（《孔子家语·弟子行》）[20]，与五柳先生的形象极为契合；
而五柳先生的名号来历，更是与柳下惠如出一辙。显而易见，在为五柳先生命名时，陶渊明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柳下惠这位先贤，在涉笔成趣的同时，也藉此来向他示以致敬。

陶渊明说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前人或认为其中隐含着对汉代经学流于支离繁琐的批评。现代学者大多受此启发，如袁行霈认为“此与汉儒章句之学大异其趣，而符合魏晋玄学家之风气”[21]，龚斌强调“魏晋玄学主得意忘言，以致读书不求甚解，重其意会”[8]446，都沿袭此说而再作引申阐发。不过自东汉末年起学术风气就已逐渐发生变化，“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22]。到了陶渊明所处的晋宋之交，昔日煊赫鼎盛的汉代经学早已委顿不堪，是否还需要郑重其事地予以影射讥评，着实不免令人产生疑问；
而“不求甚解”的主旨是否又与魏晋玄学一脉相承，也同样有必要再作斟酌考较。

与其上溯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演进过程，藉以揣摩寻绎“不求甚解”的言外之意，倒不如留意一下晋宋以来所出现的推崇学问、注重博览的新风尚。清代学者赵翼有一个启人深思的发现，他敏锐地觉察到“学士”这个称谓“晋、宋以后，增置渐多”（《陔余丛考》卷二十六“学士”条）[23]。在称谓衍变的背后，反映的无疑是观念的更新和风气的迁转。循名责实，与汉魏以来常见的多以名节风仪相标榜的“名士”群体（如“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等）相较，自晋宋以后逐渐勃兴的“学士”群体无疑更注重学术文化的传承，毫无疑问与他们日常勤于读书治学息息相关。

魏晋名士崇尚玄学，雅好清谈，意在辨析名理，注重辞旨清简，因此只需要专注于从“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中引申出来的话题，并不要求博览群籍。当时享有盛誉的玄学家们莫不如此，如王弼“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王弼别传》）[19]106，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三国志》卷九《曹爽传》）[24]，郭象“好《老》《庄》，能清言”（《晋书》卷五十《郭象传》）[25]1396，他们留存下来的著述也都围绕着这寥寥几部经典展开研讨。直到西晋永嘉南渡，身兼士族领袖和玄学名家的王导和别人谈论玄学话题时，依然“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世说新语·文学》）[19]114，讨论的话题尽管相当有限，却仍能借题发挥而游刃有余。沈约在回顾先前玄学发展的历程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3]1778，玄学家们关心的问题都源出于《老子》（老子曾任周柱下史）和《庄子》（内篇部分共计七篇），无需再旁搜远绍。

然而随着风气的潜移默运，即便是继续谈论玄理，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各类知识的积累储备。东晋的王恭尽管“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世说新语·赏誉》）[19]271而不免遭人诟病。到了王导的玄孙王僧虔，业已身处宋、齐之际，对此更不敢掉以轻心，“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26]，还谆谆告诫儿子必须仔细研读各类典籍，丝毫不能轻慢懈怠。这种学术风气的兴替递嬗也体现在晋宋文士身上，沈约《宋书》就提到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3]1891，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3]1743，范晔“少好学，博涉经史”[3]1819，袁淑“博涉多通”[3]183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原本文名颇著的殷仲文，仅仅由于“见书少”（《晋书》卷九十九《殷仲文传》）[25]2605就受到谢灵运的讥嘲指摘。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特意提到“好读书”，在其他作品里也时常夫子自道，说自己“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8]257、“历览千载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8]194、“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8]180，甚至还有《读〈山海经〉十三首》《读史述九章》等记录日常读书心得的联章体诗文，而颜延之也格外表彰他“心好异书”（《陶徵士诔》）[8]555，由此可知其日常泛览所及早已超出儒家经典和清谈“三玄”的范围，这正是受到当时风气沾溉的具体表现。

不过，陶渊明性喜博览固然有顺应时势的一面，与此同时还有特立独行的另一面。以和他交谊深厚的颜延之为例，其“无所不览”的习惯，除了便于在创作中摛藻隶事之外，还落实在对学问的钻研探究中。《隋书·经籍志》中归入颜氏名下的学术著述就有《逆降义》三卷、《诂幼》二卷和《纂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又著录其《汉书决疑》十二卷，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征引过他的《论语》注，唐代李善《文选注》迻录过他的阮籍《咏怀诗》注，据此足见他不仅是擅长吟咏诗篇、撰著辞章的文士，更是涉猎广博、术有专攻的学者。齐梁诗论家钟嵘指责颜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诗品·中品》）[1]351，批评受其影响的诗坛风尚是“尤为繁密……文章殆同书钞”（《诗品·序》）[1]228，并以戏谑调侃的口吻称这些诗作“虽谢天才，且表学问”（《诗品·序》）[1]228，而这种创作取向其实是颜延之博览群书进而专精学问以后自然形成的学术特长。

陶渊明则并非如此，其日常阅读和写作都相当率性。《五柳先生传》虽然并非自传，但既然藉以“自况”，则其中“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酣觞赋诗，以乐其志”[8]444-445云云，尤为强调阅读和写作所具有的怡情悦性的功能，毫无疑问也包含了个人的真切感受。可资印证的是他在《饮酒二十首》序中追忆过自己的创作经历，“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耳”[8]224，同样强调写作具有自我娱悦的功效，这与希冀传诸后世而立言不朽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由此再进一步寻绎他在《与子俨等疏》里所说的“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8]466，这种阅读时默会于心的“欣然”与创作中竭力追求的“自娱”恐怕也并无二致。对他而言，书籍是用以销愁纾闷的排遣方式，并非殚精竭虑的钻研对象。至于他在《移居二首》其一中所说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8]120，推想起来恐怕不过是和乡野村夫兴之所至、散漫随性的琐语闲谈，绝非学者之间正襟危坐、寻章摘句的商榷切磋。这种构思造语时过甚其词的适度夸张，恰好达到了谐谑调笑的“自娱”目的。这份怡然自得、称心而足的从容不迫，说起来倒是和英国作家吴尔夫笔下那些“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的“普通读者”非常相似，“他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27]当然就不需要耗费心力去钩沉索隐，为了自成一家之言而刻意求其“甚解”。所以，颜延之尽管称道陶渊明“心好异书”，可又直言不讳地批评他“学非称师”，（《陶徵士诔》）[8]555个中原委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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