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召力”到“自信力”：一个基于理论自信生成逻辑的分析
唐土红，陈文娟，苏 雯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6并强调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1]19。理论问题是最根本问题，理论就是旗帜，旗帜就是方向。理论自信在“四个自信”框架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理论自信本质上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和话语呈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持的一种坚定不移精神与科学态度。
当前，在研究范式上，学界对理论自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诸多见解，具有相当价值。但是，学界往往热衷于从理论的显性因素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影响理论自信的隐性因素却少有追问。如果我们只注重解决问题的显性因素，不反思其更深层次动因，即隐性因素，同样会衍生出庞杂的问题链。在影响理论自信的众多因素中，理论感召力因素是最重要的隐性因素。增强理论自信，关键是要提升理论自身的感召力。
所谓感召力，指不依赖物质力量强制，而依凭人格、精神、思想、信仰等非强迫性自身魅力去引领、领导和鼓舞他人的能力。而理论感召力，指依靠科学理论自身魅力，充分发挥理论对群众潜移默化的作用，更好凝聚、感化、感染、引导群众，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的巨大功能。在当前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人们利益需求多元化，社会矛盾不断增多，党的理论如何回应社会关切，如何赢得群众信服、信任和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感召力不能缺场。
首先，感召力是理论大众化认同的基础。理论能否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接受，其感召力必不可少。感召力是一种无声的力量，它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真诚认可、理解和掌握理论，真正成为他们信奉的思想价值观念，并内化为自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就理论自信本身而言，其根本动力在于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接受和真心认可。理论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就会对理论产生怀疑和动摇；
相反，理论一旦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认可，就必然转化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具体行动，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这又自然会增强人们对理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在理论的大众化认同和理论自信的演进逻辑中，理论感召力至关重要。感召力是理论大众化认同的基础，也是构筑理论自信的基础。感召力具有独特的鼓舞和激励功能，且其对民众的情感、意志和认识所产生的影响是稳定的、广泛的和长远的。作为非强制性隐性因素，它在理论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沟通互动的桥梁，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感化群众、教育群众、说服群众。它持续影响并增进民众对理论的情感支持，促进人民群众与理论自身所诉意境和准则的相对一致，使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自愿、自觉、乐意地认可和接受党的理论，增进对理论的信心。
其次，感召力是增强理论自信的强大精神动力。理论感召力可以增进人们对科学理论的信仰与信心，真正让理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成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感召力，就能深入人心，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能武装群众，激励群众，产生动能并指导实践，成为理论自信的强大推动力。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311毛泽东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发挥理论感召力的作用，更好动员和整合人民群众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被实践证明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理论，其已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化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现代化的实践运动中，理论具备强大的感召力，就会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真正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和使命担当，就能引起群众的共鸣，充分发挥理论的向心力作用，使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从而为理论自信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再次，感召力是理论自信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所展现的强大真理性力量，促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这种理论自信内化为我们党的灵魂和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力量，它只有感染民众并被民众内化为信仰才能实际地发挥其功效，人们也只有被理想信念感染并对之坚信不疑，才会为之奔走奋斗。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具备强大的感召力，人们才会对它产生情感并确立坚定信仰，它的精神力量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一旦感召力出现弱化，社会信仰发生动摇，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便开始衰颓，人们对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必然丧失信心。“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19增强理论自信，就要让群众掌握理论，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理论深入人心。当前，理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党的创新性理论及时宣传普及，从而武装全党教育群众。这一问题的破译，理论感召力不可缺席。提升理论感召力其实质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使之成为影响他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最贴切理论，成为增进人们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精神支柱和保障。
感召力主要籍非权力因素影响人的思想与行为，并使之逐渐趋向某一方面变化的影响力。发挥理论感召力的作用，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认同和坚定理论自信。由于各种阻滞性因素的影响，理论自身的感召力暂未得到充分彰显，以致理论不自信或理论他信现象仍然存在。
（一）担当精神不足：挫伤理论感召力
党的领导干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宣传者和践行者，理论感召力能否确立或何种程度上确立，与领导干部的行为举止休戚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绝大部分党员干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忘初心，勠力同心，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但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理论的感召力，表现为：一是认识模糊、行动乏力。党内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四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1]5部分领导干部贪图安逸，贪图享受，缺乏进取精神，奉献意识严重缺失，伤害了党的理论优势。二是服务意识缺位。部分领导干部主仆颠倒，脱离群众，脸难看，事难办，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漠不关心，破坏了党群关系的鱼水之情。三是斗争精神不足。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工作敷衍塞责，不思进取，应付了事，缺乏使命担当感。使命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谱写百年辉煌的底气所在，是人民的期望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推动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价值认同和增进人们对党的信任的重要因素，其给党的理论注入了强大的感召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5]81。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担当精神增强了党的理论的向心力和感召力，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信心，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只有顺应民意，赢得民心，理论才有解释力、说服力和感召力，党才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倘若领导干部缺乏历史担当感、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感，丧失使命意识与担当情怀，必然造成理论感召力的流失，削弱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情感支持。只有筑牢领导干部的担当之“魂”，凝聚担当之“合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1]67，增强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并将这份担当精神转化为工作的满腔热情，理论感召力才能充分彰显。
（二）信仰动摇：削弱理论感召力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一旦丢了自己的理想信念，那就同其他政党没什么本质区别了，就会失去精神动力和精神纽带，就会成为乌合之众，难逃失败的命运”[5]523。当前，部分领导干部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信仰和精神的迷失，是精神之“钙”的缺失。如前所述，理论感召力的弱化可能会诱发社会信仰的动摇，但领导干部信仰的动摇，更会挫伤理论感召力。因为领导干部是理论宣传和践行的领导者，是社会的“标杆”，他们的信仰状况直接影响理论的感化、说服功能的发挥。领导干部信仰之基不牢、精神之钙不足、思想之舵不稳，必然带来理论感召力的流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精神空虚、意志消沉、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少数人更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堕入腐败深渊，说到底都是理想信念动摇所致”[5]523。当前，尽管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始终筑牢信仰之基，但也有极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信仰迷失，不仅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而且严重挫伤理论感召力。如有的领导干部不信马列，迷恋鬼神，热衷于占卜、问卦、风水等宗教迷信活动，向所谓的神灵寻求庇护，甚至在低俗迷信和丑恶邪教中寻找精神寄托；
有的党员干部经不住诱惑，党性修养缺失，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最终丧失党格、人格和国格；
有的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化，漠视群众利益和疾苦，迷恋权力、金钱和美色，以权谋私，陷入犯罪深渊。针对生活中的“两面人”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一段时间里，受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影响，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丟掉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只讲功利不讲理想、只讲私欲不讲信仰了。”[5]522少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的缺失和淡化是“最危险的动摇”，信仰动摇就会失去根本。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部分领导干部的信仰动摇是造成理论感召力削弱的深层动因，也是给广大人民带来理论迷茫的前兆。
信仰的意义在于真诚“相信”，而不至于陷入怀疑主义的泥潭。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精神依托，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16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一种强大的内心动力，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增强战略定力，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纽带，也是塑造理论感召力的必备因素。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6]190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党的领导干部只有带头坚定理想信仰，守住自己的政治灵魂，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廓清迷雾，感化说服群众，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
（三）话语权缺失：稀释理论感召力
话语权缺失，“间歇性失语”，稀释了理论的感召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高度重视，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当前，西方话语体系仍处于优势地位，“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平台中的影响力仍待提升。由于国际话语空间受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有的内在说服力、解释力和感召力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仍任重道远。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中国话语”处于不利境遇，理论感召力和自信力面临严峻挑战。表现在：思想领域，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沉渣泛起，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学术领域，部分学者借“研究”“论坛”，热衷于用西式话语曲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生活领域，部分人群出现思想迷茫，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面前，出现“失声”“失语”现象。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下，理论感召力被稀释，部分人群热衷于对西方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的顶礼膜拜，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却信心不足。正如有学者指出：“我们的许多学科，已经成了西方理论话语的‘殖民地’和‘跑马场’。”[7]这种西化现象使得部分人缺乏理论自信，少语即被边缘，失语就会挨骂。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宣讲传播方面，也存在宣传“供给”不足、阐释乏力等问题。理论“解释力”不足，也无形中消解着理论感召力。我们往往执迷于既定的政治话语范式，语言生硬、内容空泛，说教性特征相当明显，宣传工作并未贴近人们生活实际。在遭遇其他社会思潮诽议与诘难时，理论供给相对不足，话语体系屡显被动，为各种错误思潮提供了话语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弱化或失守，理论“解释力”供给不足，直接弱化了人民群众对理论的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8]。只有重塑意识形态话语权，提振理论感召力，有效应对西方的话语挑战和话语霸权，传播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才能激起人民群众对科学理论的信心，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性认识，让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充满生机活力。
(一）话语体系的重构：感召力的必要前提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感召力，首先就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体系，扩大话语权和理论穿透力。话语体系与现代化实践密不可分。用中国的理论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问题，努力创造既体现时代要求又富有自身特色的话语风格，成为新形势下的历史必然。
话语和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感召力必不可少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从早期传播到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认可，话语和话语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及其体系产生、发展、完善的历史。
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
而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的。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话语权和话语体系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话语和话语体系是话语权的基本要素，它服务于话语权。话语权的提升和话语体系的完善，对于增强理论感召力有着特殊意义。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内涵、目标、使命等用适合时代的话语体系表达，搭建起良好的话语平台，才能提升理论感召力，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工作“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9]。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势在必行。因此，要构建贴近生活、贴近人们思想实际和理论需求的话语体系，用生动、形象的通俗化语言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人们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提高话语体系的穿透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具体而言：一是要注意内容选择的针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相当丰富，进行全面普及比较困难，如何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学马列要精，要管用”[6]382，要针对群众的水平和实际情况选择宣讲内容，不求全，但一定要求精和管用，力求民众掌握其中的核心、重点和精华。二是注意话语表达的艺术性。要善于把抽象的理论转换成人们熟悉的生活话语，用通俗化、大众化、本土化的话语和方式教育群众。理论要被群众所接受，能否运用好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至关重要。列宁指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和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10]列宁还为此提出了一个富有深刻内涵的大众化话语公式：“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11]用大众化、群众性话语体系阐释理论易于与群众增进情感，产生共鸣，增强理论的感染力。三是理论话语体系要接地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穿透力，既要“顶天”，又要“立地”。“顶天”要求话语体系具有理论水平，将理论讲透；
“立地”要求话语体系接地气，着眼群众需要，有的放矢，贴近群众生活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观念的意识形态力量，“只有符合人的内心期待，与人们的心灵产生共鸣，其内在逻辑才可能被人们接受，进而获得公众认同”[12]。如今，网络已深深融入民众生活，成为人们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单靠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极易造成人们对理论的误解甚至反感。在新媒体时代，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仅倚赖“书斋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尤为重要的是要从书斋走出去，面向基层，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搭建各种网络传播平台，形成网上合力，对网上的理论热点能有效引导，掌握网上思想理论的主动权、话语权、领导权，不断提升理论感召力，增进人民群众对理论的信心。
（二）国际影响力的构建：感召力的重要保障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感召力、增强理论自信，还需要构建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摒弃对西方的“理论他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置身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尽管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尽量淡化因政治体制带来的各种差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倡导合作与共赢，但中西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并未消除，“中国话语”“中国理论”“中国声音”在国际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还有待增强。中国国力的不断崛起是一些西方大国不情愿看到的事情，哪怕中国的任何善意举动在西方某些国家均可找到意识形态解读，成为诋毁、攻击中国的借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重创，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影响，也给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撒下了迷雾，理论感召力严重受挫。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一段时间以来，部分民众对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敬而远之”，套入了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陷阱中，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守，使得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真空。部分领导干部也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出现理想信念动摇和信仰迷失现象，又进一步削弱了理论自身的感召力，挫伤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
福柯认为，话语既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亦是人们表达和争得利益的斗争手段。当前，西方国家利用其话语优势，秉持冷战思维惯性，不断设计意识形态陷阱，争夺国际规则修订权、信息解释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制造谣言，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遏制中国发展。他们凭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倒退论”“无用论”“虚假论”“终结论”等虚假理论，企图动摇国人信仰，动摇人民对党的信任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
实事求是地讲，在国际场合，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己经作了充分的阐释和宣传，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中国理论”“中国故事”“中国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在当代西方世界，也开始出现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热”。伴随西方“后现代社会”饱受争议的事实，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由主义思潮的狭隘性，部分学者将视线重新聚集于马克思的著作上，试图揭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的奥秘。法国思想家德里达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13]美国学者詹姆逊也认为，20世纪前苏联解体并非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终结了，反而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为前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非坚守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再一次成为了时髦。我们又有了对这场金融危机感到恼火的新一代读者，他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最终证明是一个虚假的梦。”[14]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无疑为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进理论国际影响力，增强理论感召力和自信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仍未得到国际社会真正广泛理解和支持。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质疑不断，他们质疑中国的政党制度，质疑中国的民族政策，质疑中国的人权，等等。因此，“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国际“身份认同”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5]316及时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关切，在国际场合主动发出中国声音，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46，这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具体而言：一是与西方坦诚交流，增进理解。在国际事务中，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表述、新概念、新范畴，尤其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如“中国梦”“新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两个一百年”等通过多种形式及时向西方社会进行阐释，增进他们对“中国理论”和话语的理解。二是扩大国际学术领域的理论影响力。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要采用贴近西方社会实际的形式，贴近国际社会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他们的接受习惯，运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理论表达方式，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国精神，提升我国软实力。三是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及时澄清西方社会对“中国理论”的误解。要在国际舆论场讲好讲活讲深讲透中国故事和“中国理论”，注重把握好基调，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具中国特色的主张、智慧和方案，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亲和力和感染力。同时，对西方社会抹黑党、攻击“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言行，要及时予以坚决批驳反击，澄清是非，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舆论走向。
（三）理论“解释力”的提振：感召力的关键着力点
理论“解释力”说到底就是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能力。“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2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源于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伟大实践，正是基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深入总结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经验与理论，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理论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来自于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性，提升理论感召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提升理论的“解释力”，即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以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标志，是提升理论感召力、增强理论自信心的关键着力点。当下，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急需解决的问题。”[16]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适应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要求，只有在解决回答实际问题中，才能凝练新的理论内涵，提升理论感召力，增进人民对理论的自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1]18我们的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靠的是我们自身力量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其实践性，它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实践的指导下成长成熟的。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动力，保持理论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关键在于面向新的实际，发现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5]时代在发展，问题也在发展。如何筑牢理论感召力，关键在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新的征程上，要增强理论感召力，要求我们聚焦新的实践提出新的课题，更加有效积极应对改革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上下功夫。特别要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等，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1]20。比如，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如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问题，如何在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问题，如何有效应对党面临“四种考验”、防止“四种危险”问题，如何解决发展中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认识，重新应对和解决。
关于如何对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存在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问题、逃避问题，“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5]44。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为我们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改革道路上仍面临着很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7]。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也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并在认识、分析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理论才能彰显其坚实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感召力是一种正向的引导力，具有激发、鼓舞、动员的功能。理论自信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坚定信念。理论感召力与理论自信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理论感召力是理论自信生成的“隐性”因素，是理论自信的基础性工程。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最重要的还是要增进理论自身的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蕴藏着深厚的底气和充分的依据，提升理论感召力和穿透力，对于促进人们对理论的认可度和认同感，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感召力，增进理论自信，就要重构话语体系，准确审视理论传播的时代表征和动向变化，适时调适中国在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和叙事逻辑，提升理论“解释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增强理论自信奠定深厚的话语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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