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新发现石窟寺调查与初步研究

薛林 张顺

内容摘要：2020年11月至2021年6月，甘肃省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境内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经国家文物局复核，认定甘肃石窟寺（含摩崖造像）219处（236个文物点），其中新发现22处。本文公布了甘肃22处新发现石窟寺的地理位置、石窟朝向、营建时代、洞窟数量、造像、壁画情况及碑刻题记等基本信息，对6处保存相对完整、内容比较丰富的重点石窟寺分别进行介绍，对新发现石窟的价值开展初步探讨。

关键词：甘肃；
石窟寺；
专项调查；
新发现；
初步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2-0019-15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Newly Discovered Cave Temples in

Gansu Province

XUE Lin1，2 ZHANG Shun3，4

（1.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Gansu; 2. Gansu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Bureau， Cultural Relics Data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Gansu Province， Lanzhou 730030， Gansu;

3.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Gansu;

4. Gansu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Bureau， Lanzhou 730030， Gansu）

Abstract：From November 2020 to June 2021， the Gansu Provincial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organized a special investigation of cave temples and cliff carvings in Gansu. Having been review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219 cave temple sites （including cliff carvings） were officially identified and found to contain 236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22 of these sites are newly discovered.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th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spatial orientation， construction date， cave number， statues， murals and inscriptions of the 22 newly discovered cave temples， and introduces 6 key sites that are relatively well preserved and rich in content.

Keywords：Gansu; cave temple; special investigation; new discovery; preliminary study

甘肅省文物局根据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6月组织开展了境内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工作，全面摸清了甘肃石窟寺文物资源家底和保存状况，为石窟文物的有效保护、永续利用提供了基础保障。经国家文物局复核认定，甘肃现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219处（236个文物点），其中新发现22处{1}。本文以新发现的22处石窟寺（含1处摩崖造像）为对象，对石窟基本信息、营建时代、价值等进行了调查和初步研究。

一 新发现22处石窟现状

总体上，甘肃22处新发现石窟（含摩崖石刻）都是中小型石窟遗存，各地分布不均，保存状况不尽如人意，但部分石窟寺有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以下主要从分布区域、年代、题记碑记及陇东片区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分布区域

甘肃石窟的分布按地理区域大体可分为河西、陇中、陇南和陇东四个区域［1］，新发现22处石窟（含摩崖造像）亦如此。其中，河西地区新发现5处：酒泉市玉门市红山寺石窟，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格萨尔王殿、九间石房，金昌市永昌县庙湾子摩崖石刻，武威市凉州区水母三娘洞；
陇中地区新发现1处：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自治县大河家石窟；
陇南地区新发现2处：陇南市徽县花莲洞石窟、五徵窑；
陇东地区新发现14处：平凉市庄浪县湘子洞石窟、金瓦寺沟石窟、蛇头寺石窟、双树湾石窟，泾川县麻地沟石窟、水沟石窟，庆阳市镇原县申家山石窟、柳州城石窟、塬塬石窟、田园子石窟，合水县石洞子石窟、庙湾石窟、金家砭石窟、阳坡石窟（图1，表1）。

（二）年代

从洞窟形制、造像风格、题记、碑记和纪年等综合考察，22处新石窟寺（含摩崖石刻）中有17处基本能确定开凿年代，其中南北朝时期营建的有6处，都分布于陇东地区；
隋唐时期营建的仅有1处，位于酒泉市玉门市；
宋元时期营建的有2处，位于庆阳市合水县和金昌市永昌县；
明清时期营建的有8处，均位于陇东南地区。还有5处石窟或因风化比较严重难以辨识或因只有洞窟而无其他营建年代信息的，暂称“年代不详”，还需进一步研究判定。

（三）题记碑记

新发现的22处石窟，其中4处存有确切纪年的题记或碑记，分别是庆阳市石洞子石窟、金家砭石窟和陇南市花莲洞石窟、五徵窑。其中石洞子石窟是宋金时期甘肃的一处重要佛教遗存，其纪年题记可补甘肃此时期石窟题记少和年代之不足（详见后文）；
庆阳市合水县金家砭石窟有洞窟17座，虽无造像、壁画，但存“隆慶元年李时正同男李庆阳余外打马窟一支”的题记，为研究明代甘肃地区石窟营建、佛教信仰、起居生活等提供了信息；
陇南市徽县花莲洞石窟，虽然造像大多被破坏，但存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重修花莲洞庙落成碑记》碑1通、同治元年（1862）《重修花莲洞碑记》碑1通，同治三年（1864）《重修花莲神洞》和《捐资碑》各1通，民国二十七年（1938）《重修花莲洞庙宇碑记》和《花莲洞地界碑》各1通，共6通碑记，对于研究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陇南佛教信仰等非常重要；
陇南市五徵窑，虽然造像等遭到破坏，但存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文字砖5块和清代咸丰九年（1859）《建修圣庙》碑1通，纪年明确，内容丰富，尤其是文字砖和碑刻记录是研究明清时期甘肃地区乃至此时皇家信仰等的重要资料。

此外，田园子石窟发掘出土了北魏熙平二年（517）四足座释迦多宝佛背光铜像、隋开皇十四年（594）四足座背光坐佛铜像和隋仁寿二年（602）四足座背光侍立佛铜像共3件具有确切纪年的文物，具有很高研究价值。

（四）陇东片区

新发现石窟寺遗迹中，陇东地区最多，地域分布具有典型性，现作简要分析和讨论。

陇东地区的14处新发现石窟，总体分布于泾河、渭河和洛河的支流。其中，泾河支流茹河有麻地沟和水沟石窟，支流蒲河有柳州城、申家山、田园子和塬塬石窟；
渭河二级支流水洛南河区域有双树湾、湘子洞、金瓦寺和蛇头寺石窟；
洛河支流葫芦河有石洞子、金家砭、庙湾和阳坡石窟。可见，这些石窟营建与河流的密切关系。

泾河流域的6处石窟中，水沟石窟仅有洞窟遗存，而无造像、壁画、题记、碑刻等能够反映石窟的年代，其余5处石窟均开凿于北魏时期，应与同开凿于泾河流域的北石窟寺、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嵩显寺、禅佛寺、罗汉洞等大中型石窟为同一时期开凿，反映了北朝时期陇东地区上至地方官员、下至普通百姓，都积极参与佛教石窟营建活动，体现了佛教信仰之盛。陇东地区北依萧关，是长安北面门户、地理位置特殊，分布于渭河、泾河沿线，陇山之中的许多小道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要支路{1}，其中“蒲河古道”、“茹河古道”尤为重要，对于沟通东西交通、促进佛教文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蒲河古道”新发现的塬塬石窟、申家山石窟、柳州城石窟与田园子石窟，填补了蒲河流域佛教遗存的空白，与蒲河流域交汇的茹河流域还分布有永乐寺、石空寺、朱家川、大咀、洛阳寺、玉山寺等中小石窟［1］407-408［2］，两河交汇处是陇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北石窟寺。茹河流域上游入宁夏回族自治州彭阳县，其境内分布有无量山、罗洼段园子、小岔李渠等石窟，与固原须弥山石窟相距不远；
蒲河流入泾河后在甘肃境内分布有王母宫、南石窟寺等，入陕西长武县、彬县，分布有亭南、大佛寺、花果山等石窟。以这条石窟分布线中规模比较大的陕西彬县大佛寺、甘肃庆阳北石窟寺和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作为中心点，其他中小石窟作为分布点，将各处石窟予以整体观察，恰好与古丝绸之路东段支线“茹河古道”、“蒲河古道”相重合。自西汉以来，茹河古道一直是古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支道，发挥着连接内地、贯通关内和塞外的重要作用［3］。因此，泾河流域石窟遗址的发现，是丝绸之路佛教传播路径和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补充，丰富和清晰了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东传西渐的路线走向，可进一步窥见古丝绸之路陇右段北道的繁荣景象。

渭河支流水洛南河区域新发现的4处石窟均位于庄浪县。庄浪是丝绸之路东段支路，战略地位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地石窟营建大多始于北魏，发展于北周，明代时因肃王崇佛而达到最后的繁荣。此地区以往发现的19处石窟遗存（不包括此次新发现石窟）形成了“云崖寺石窟群”，即以云崖寺主山为中心，包括在半径5km范围内分布的大寺、西寺、红崖寺、佛沟、朱林寺等石窟。此次庄浪地区新发现的4处石窟是云崖寺石窟群的补充，时代较晚，对研究我国晚期石窟与佛教艺术具有很高价值［4］。其中金瓦寺沟石窟的道教遗存和双树湾石窟的禅修窟与庄浪其它明代石窟表现出以佛教信仰为主，并与儒、道文化，民间信仰合流的特点相一致［5］，展现了时代特征。

洛河支流葫芦河位于秦驰道之侧，向北可直抵陕北、内蒙，也处于交通要冲地带［6］，亦是丝绸之路东段线域，此流域石窟也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总之，特殊的地理位置、信佛的地方官员、崇佛的社会风气以及南来北往的僧侣商队，为陇东地区石窟营建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保存了大量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洞窟实物和碑刻题记等，是研究当时政治交往、经济互动、文化交融、军事战守、交通线路等的重要资料。

二 六处重点石窟调查与初步研究

22处新发现石窟寺中，有5处石窟和1处摩崖造像保存相对完整，内容比较丰富。

（一）田园子石窟

田园子石窟位于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方山乡蒲河村田园子自然村，窟前为蒲河支流官路沟水。2017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详细情况已刊布［7］，本文仅从总体情况和重要价值方面进行叙述。

现存洞窟4个（图2、3），均为单室结构。第1窟平面竖长方形平顶，四壁无雕刻造像石胎的痕迹，仅有开凿洞窟的凿痕，地面有灰烬层，可能为未完工的洞窟，也可能为当时僧人禅修或者居住之用。

第2、3、4窟均为平面横长方形穹窿顶，共有石雕造像29尊，北、西、南三壁塑像类型一致，北壁塑一交脚弥勒二胁侍菩萨，西壁、南壁均塑一佛二胁侍菩萨。不同之处在于，第2窟窟门、前壁及顶部前部塌毁，窟门南侧壁有小方龛，内雕塑“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风化模糊，仅存轮廓；
第3窟三壁各凿拱形浅敞龛，北壁仅存右胁侍菩萨，交脚弥勒及左胁侍菩萨残缺，东壁已毁，此窟出土铜佛造像7件，石造像碑1件，造像塔1节，佛像画像石1件，五铢钱1枚；
第4窟三壁各凿拱形浅龛。第2、3、4窟开凿年代均为北魏，但窟龛形制和塑像风格不尽相同，分别呈现了北魏初期、中期和晚期特点，反映出北魏时期石窟窟龛营造和塑像风格从粗犷健硕到瘦骨清像的发展演变过程。

田园子石窟的发现为研究以北石窟寺为中心的陇东地区石窟营建形式、石窟艺术和佛教信仰等提供了新资料。

（二）塬塬石窟{1}

塬塬石窟，又叫薛李石窟，位于庆阳市镇原县新集镇王寨村薛李自然村，窟前为蒲河。现存洞窟2个，自南向北依次编第1、2窟，两窟间距90m。

第1窟平面呈方形，平顶，中心塔柱窟。从门洞向内东西进深约4.4m，洞窟内最宽处南北向4.2m、东西向3.6m，洞窟高2.6m。中心柱平面呈不规则方形，高2.3m，南北向边长1.85—1.9m之间不等，东西向1.6—2m。中心柱四周廊道宽0.7—0.9m。西壁有拱形门洞，高1.3m，宽0.95—1.2m，进深0.75m（图4）。

从残存现状推测，窟内除前壁外，在东、南、北三壁原似各雕凿拱形大敞龛，龛内雕凿一佛二菩萨。风化剥蚀脱落，造像龛呈不规则形内凹，仅存模糊轮廓。西壁门洞两侧阴刻壁画，大部分已脱落，现仅存少许内容，其中门道南侧面存依稀可见上下错落的2匹奔马，头均向北、尾朝南，作昂首嘶鸣状，前蹄腾空，体态轻盈，健壮生动；
门道北侧残存阴线刻一身侍立僧人，形象逼真。

中心柱四面各雕凿浅龛，龛内造像基本形象尚存。

中心柱东壁，减地雕凿浅龛，龛楣风化脱落不存，龛高0.92m，龛底宽0.9m，龛底边距地面0.6m。龛内高浮雕并坐释迦、多宝二佛，南侧佛高0.85m，北侧佛高0.83m。二佛均高平肉髻、大耳垂肩、面形方圆、肩圆胸廓；
佛衣阴刻衣纹，内着斜领偏袒右肩僧祇支，外着露胸通肩式袈裟，自身后通覆双肩，右衣角绕搭左肘，双腿间衣纹呈U形，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低台座上（图5）。

中心柱南壁，减地雕凿浅龛，上为浅浮雕圆拱形龛楣，已风化模糊不清，龛高1m，龛底宽1.06m，龛底边距地面0.6m。龛内高浮雕一佛二菩萨，主佛高0.95m，西侧菩萨高0.69m，东侧菩萨高0.7m。造像整体风格健壮敦实。主尊坐佛，低圆肉髻、大耳垂肩、面形方圆；
佛以阴线刻衣纹，内着斜领袒右肩僧祇支，外穿露胸通肩式袈裟，自身后通覆双肩，右衣角绕搭左肘；
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座上。胁侍菩萨，均头戴花冠，双肩披帛，披巾胸前相交绕搭双臂向下飘垂，下身着裙，侍立坐佛两侧。西侧菩萨双手合十于胸前；
东侧菩萨右臂弯曲下垂，左手握披巾边，右臂曲肘，手似握莲蕾（图6、7、8）。

中心柱西壁，减地雕凿浅龛，上浅浮雕圆拱形龛楣，形制尚存，龛高1m，龛底宽1.25m，龛底边距地面0.6m。高浮雕一佛二菩萨，佛高0.89m，左菩萨高0.8m，右菩萨高0.85m。风化剥蚀脱落，坐佛及胁侍菩萨的面部五官及衣饰细部模糊不清，仅存大致轮廓。坐佛为结跏趺坐，手印不明；
菩萨侍立，双臂腕及手部姿态不明。

中心柱北壁，减地雕凿浅龛，上浅浮雕圆拱形龛楣，形制尚存，龛高1.05m，龛底宽1.25m，龛底边距地面0.6m。高浮雕一佛二菩萨，佛高0.9m，东侧菩萨高0.8m，西侧菩萨高0.79m。主尊坐佛，低圆肉髻，面形方圆，大耳垂肩。坐佛阴线刻衣纹，内着斜领袒右肩僧祇支，中衣衣缘两侧于胸前结带，通覆双肩和双腿间，右衣角从肩部直裹右臂至肘部从底部绕过覆搭左肘，外穿双领下垂式袈裟，自身后通覆双肩，右衣角仅在肩头包裹，从后背下绕覆盖右腿、再覆搭左肘；
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低台座上。胁侍菩萨均头戴花冠，面形方圆，双肩披帛，披巾胸前相交绕搭双臂向下飘垂，双手于胸前合十，下身着裙，侍立坐佛两侧，造像整体风格健壮敦实。

第2窟，平面横长方形平顶窟。洞窟从门洞东西进深4.85m，南北长4.2m，东西宽3.9m，高1.85m。门洞呈梯形，高1.3m，底宽1.7m，顶宽1.3m，进深1.25m。在窟前门洞上部的崖面遗留水平分布的几处桩眼，间隔约50cm，由此推测窟门原有遮檐性质的一面坡崖阁建筑。

从残存现状分析推测，窟内除西壁门洞两侧外，东、南、北三壁原似各雕凿拱形大敞浅龛。风化剥蚀脱落，原有石胎造像轮廓及龛缘呈不规则形凹陷。从东壁壁面残存的桩眼及中间凸起的墙壁石胎轮廓看，可知龛内原雕凿一佛二菩萨，现仅存模糊轮廓，细部不可辨认；
南、北两壁壁面残存塑造佛像的桩眼、绘制壁画的地仗泥皮和下层崖壁凿痕，北壁中间遗存一块壁画，在地仗层白色粉底上有红色条带，似为残存头光。西壁门洞两侧壁面残存桩眼，原有泥塑造像已佚。

（三）水沟石窟

水沟石窟位于平凉市泾川县罗汉洞乡丈八寺村，窟前为水沟沟渠。现存洞窟7个，两层分布，第5窟位于底层，第1—4、6、7窟位于二层，其中第1—4窟相通。外崖呈直崖面，砂岩质，抗蚀力弱，有坍塌、风化和剥落现象，无塑像、壁画和窟前建筑（图9、10）。

第1窟，平面呈长方形，平顶，洞窟前部宽，后部窄，洞窟前顶部自然坍塌，洞窟暴露，总进深7.8m，（前部深6.06m，后部深1.94m），前部宽2.48m，后部宽1.93m，高1.87m。

第2窟，平面呈长方形，平顶，进深3.2m，宽1.84m，高2.13m。

第3窟，平面呈长方形，平顶，洞窟前部坍塌，无南壁，暴露进深4.29m，宽2.25m，高1.97m。

第4窟，有前室和后室。前室，平面呈方形，平顶，進深3.55m，高2.21m，宽2.21m，南壁中部为纵长方形窟门，高2.21m，宽0.85m，深0.37m。后室，平面呈方形，平顶，进深1.88m，宽1.26m，高1.73m。

第5窟，位于第4窟下3m处，平顶，洞窟前部坍塌，暴露进深6.16m，宽2.83m，高2.04m。

第6窟，有前室和后室。前室，平面呈方形，平顶；
后室，平面呈方形，平顶。

第7窟：平面呈方形，平顶。

水沟石窟与新发现的柳州城、申家山、田园子、塬塬及麻地沟石窟同处于泾河流域，营建历史背景一致。水沟石窟形制比较特殊，上层第1—4窟相连通，洞窟不规则，联通方式不一致。梳理甘肃目前发现的236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连窟形式营建的石窟还比较少。

（四）石洞子石窟

石洞子石窟位于庆阳市合水县太白镇曹家寺村，紧邻村道。村道下临小河、东北向注入苗村河。存洞窟1个，造像2铺、龛像4尊、题记3方（图11）。

造像第1铺位于崖体左侧，有龛像3尊，题记2方。圆拱形龛，内造一佛二弟子。中间主尊龛稍大，龛中雕一尊坐佛，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双手拢于袖中，呈禅定状，龛高34cm，像高21cm，莲座高9cm。主尊左右两侧龛稍小，内造弟子。右侧龛中弟子着交领佛衣，抱拳状立于莲台上。龛高31cm，弟子高28cm，莲台高2.5cm。龛右上方有一方竖行题记，内书“唐孙李之□男□□”。左侧龛中弟子着交领佛衣，立于莲台上，双掌合什。龛高31cm，像高28cm，莲台高2.5cm。龛左上方有一则竖行题记，从右至左书“大定十九年岁次己亥九月十五日□人，石宗、郭玠、张千造”。主尊右侧弟子双手抱拳，左侧弟子双掌合什，应为迦叶和阿南，主尊当为释迦牟尼佛（图12）。

造像第2铺位于第1铺右下侧，仅有1个圆拱形龛，内为地藏菩萨坐像。地藏菩萨头戴风帽，上身着交领衫，下身着裙，足穿圆头僧鞋，左手抚膝，右手托摩尼宝珠置于胸前，善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像高60cm，座高30cm。龛右上侧有一则题记，上端从右至左横书题额“地藏菩萨”，是宋金时期典型的披帽地藏样式；
题额下方从右至左竖行书“大金承安五年岁次庚申九月十五日□王十四世孙李嗣真立地藏菩萨尊像于道左石壁庶使行人咸得瞻仰匠人石璘”（图13）。这个石姓工匠是这一带新发现的金代工匠，是研究这一地区和陕北地区宋金时期的工匠集团的重要史料。

石洞子石窟的三方题记，为宋金时期石窟断代、造像艺术研究等提供了重要史料。从“唐孙李之□男□□”和“□王十四世孙李嗣真”可知，石洞子石窟由李唐后人出资开凿，再与合水县博物馆藏《大唐高祖神尧皇帝睿宗孙嗣薛王房宗子李公墓志》、《唐李氏世系图》［8］和李唐后世居于合水地区的“王”后裔联系进行研究，可知石洞子石窟“□王”当为李唐之“薛王”，石洞子石窟当为唐朝薛王后裔开凿营建。另据《唐李氏世系图》载：“薛王十四孙李居道、居义、居厚、锋、居元、谋、居安、居德、珙、谞、伟、璘、衍、瑞、威、常等立石”，并未提及“李嗣真”，此石窟题记可补史料之不足。

唐“安史之乱”使丝绸之路原有道路阻断或破坏，北宋政权基于朝贡、贸易、稳定等目的，需要拓展新的联结西域与中原朝贡、贸易往来路线，灵州道的作用逐步凸显出来，灵州成为新路线的重要节点和区域中心，庆阳段也成为灵州道之门户，关中之屏藩［9］，宋金时期是北宋与西夏争夺的军事重镇，也是战争频发地区，当地官员和普通百姓大多信奉佛教祈福安康，为营建石窟提供了条件。石洞子石窟与庆阳市合水县安定寺石窟同为宋金时期营建，且地处同一流域、相距不远，均为李姓人氏出资营建，有必要进行联系研究。安定寺石窟于阜昌二年（1132）和金大定十八年（1178）前后两次营建{1}。石洞子石窟第1铺开凿于金大定十九年（1179），与安定寺石窟第二次营建时间相差只有一年，两个石窟的造像风格极为相似，而安定寺石窟与陕西北部和陇东地区金代石窟相一致［10］。再将石洞子石窟与陕北、陇东区域石窟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石洞子石窟与庆阳市合水县太白清凉禅院及志丹城台石窟、黄陵万佛洞、洛川惠济院、合阳梁山千佛洞等宋金时期石窟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1］［12］。因此，石洞子石窟与陕北、陇东地区金代石窟相一致。关于开凿人“李氏”，据周峰考证，安定寺石窟的开凿人李氏家族应为党项人改姓李氏［13］。石洞子石窟亦是李氏修建，但应为李唐后人，两处石窟并非同一“李氏”家族。

总体上，石洞子石窟发现和保存了相对完整的塑像及题记，是研究宋金时期甘肃东部地区和陕西北部地区以至全国佛教造像发展的良好补充，也为此时期的政治、文化、民族、交通、军事等提供了新资料。

（五）五徵窑

五徵窑位于陇南市徽县嘉陵镇严坪村。石窟为天然溶洞，20世纪60年代佛像與彩绘殿宇被拆毁，遗存石雕佛残像2尊，石雕佛手1只，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文字砖5块（图14）、清咸丰九年（1859）《建修圣庙》碑1通。文字砖砖面刻“明萬曆二十五年、五隻窯、佛殿地、皇帝開建勅修寺院、造立石塔”、“三古水西華庵、華巖庵、演教院、明子庵，五隻窯自古仙朝以穴喜”、“燒磚僧人明廣、書字僧人子□、做磚匠人楊得春”等，由此可断定五徵窑为明代皇家寺院，至少在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寺院已存于世。窑内另有刻立于大清咸丰九年（1859）七月初十的《建修圣庙》断碑和《万古不朽》修寺石碑。

五徵窑《万古不朽》碑文：

盖闻天地之间，先慎乎德。游万物之灵，精华其流，山川舍诸佛。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神，有龙则灵；
庙不在大，有神则巍峨。神通广大，祈灵□□，教化阖门四方。自古以来，前朝后汉、唐、晋、炎宋、明皇。古有五大名山，青云仙境，紫柏峰□，白鹿之秀，山脉屸灾，落此本境。中华仙地，天爷施舍。尚书山敞曲，秦州属甘省直隶，巩昌□（府）□（狄）道邑南路□□铺泥阳里，二甲五□铺神洞。自古千载，数朝庙宗。则以今古佛萨，□风露□，金容衣甲，神像俱毁。诸公众人见视恻心，会人铺修，二人物力，观以成功永浩。总领承众姓会首，处心□下，善缘□果，募化十方善男信女、客□君子，□仁人士。希□时，锱铢□□、□□□□。衣甲完备，磨碑悬立众姓名号而碑□令不朽。男增百福、女纳千祥。

□□□□□□□□岁次癸未年秋阳月初二乙未成日，众姓会首，人等仝石。

五徽窑由天然溶洞改造而成。从文字砖内容可知，五徵窑为皇家寺院无疑，其营建时间或许比较早，但确定为皇家寺院的时间应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建修圣庙碑》和《万古不朽碑》可知五徵窑多次修葺。此石窟留存的砖刻和碑刻信息十分珍贵，是研究明清时期甘肃陇东地区佛教信仰乃至皇家信仰的重要资料。

（六）庙湾子摩崖石刻

庙湾子摩崖石刻位于金昌市永昌县南坝乡祁庄村尖山沟峰顶崖体。石刻分南、北、东三个区域分布，共13处，其中南区崖壁长50m、高12m，有10处石刻；
北区长40m、高6.5m，有2处石刻；
东区只有1处石刻。13处石刻高0.5—3.7m不等，表层有白灰层地仗抹面。据资料记录和当地居民证实，石刻原有彩绘，现已酥碱脱落褪色。崖面留有石窝痕迹，推断佛龛前原应有窟檐、窟前建筑（图15—18）。另外，东区石刻所在区域的西南方向坡底有一处建筑遗址，保存情况较差，疑为寺庙遗址。

河西地区现存多个石窟中都有西夏至元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佛像、壁画。庙湾子摩崖石刻是比较典型的藏传佛教遗存，丰富了河西地区藏传佛教资料，串联起河西走廊各藏传佛教遗址点。

三 小 结

22处新发现石窟是甘肃千里石窟走廊的重要补充，串珠成链、连线成片，沿着丝绸之路主线和各个分支线路分布，对于完善佛教传播体系、丰富洞窟营建模式、扩大文化影响，以及研究甘肃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但22处新发现石窟的保存状况较差，缺少专門保护机构管理和必要的安防、消防、防雷等基本保护设施。建议各级文物部门确定专门的管护机构，根据石窟保存状况适时开展保护修复工作，改善保存状况，配备保护设施，确保文物安全。

附记：本文在资料收集和论文撰写中，得到了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各位领导、同事和参与此次资源调查相关市州文博系统同仁的无私帮助，我的导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文斌教授在论文设计、写作和修改全过程给予了全面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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